魏晉士人對自在思惟的神馳

固然阮籍不滿禮教，做出各種時人看來很變態、古怪的行動，但是他在嘴巴上卻從不指名道姓地批評彆人，既不說好話也不說好話，這叫“口不臧否人物”。他也不議論時勢，就是不群情政治，不攻訐當局，以是人家抓不到他的辮子，連司馬昭都獎飾他是“天下之至慎”（天下最謹慎的人）。即便偶爾說出在彆人看來很奇特的話，他也總能自圓其說。比方他在司馬昭那邊做處置中郎（官名）時，有人陳述一個處所產生了兒子殺死母親的事件，阮籍脫口而出，說：“嘻，兒子殺父親還說得疇昔，竟然連母親都殺嗎？”在坐的人都以為他是講錯，司馬昭也說：“殺父親是天下最罪過的事情，你如何說‘還說得疇昔’呢？”阮籍答覆說：“前人不是講過嗎，禽獸隻知有母，不知有父，兒子殺父親是禽獸，現在竟然殺母親，那就是禽獸不如了。”大師聽了冇有話說，隻好說他說得有理。

總之，阮籍本來是一個很有誌向、很想做一番奇蹟的人，又是一個非常尋求思惟自在，凡事都有本身的觀點，也很不對勁肮臟實際的人，但他脾氣較為軟弱，被司馬氏殺人的行動嚇怕了，怕本身被卷出來，以是到處謹慎謹慎。但是即便如許，他還是常常遭人忌恨。比方司馬氏的翅膀何曾，就曾經抓住他在丁憂時喝酒吃肉的事大做文章，要司馬昭把阮籍放逐到外洋去，“以正風教”。以是阮籍的內心是非常痛苦的。他給後代留下的八十二首《詠懷詩》，明天讀起來仍然能夠清楚地感遭到他那說不出來的衝突、擔憂與驚駭，但是如果真要指出哪首詳細指甚麼，卻又說不出來。以是唐朝的學者李善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誌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阮籍在亂世仕進，常常擔憂被人誹謗遭到災害，是以常常會收回世命無常的感慨。固然詩的主題是諷刺，而筆墨常常隱晦不明，隔了多少世代的人們要想猜想他的真意，是很不輕易的。）（《文選》注）阮籍因為格外謹慎，總算製止了被司馬氏殺頭的厄運，但在嵇康被殺後第二年，他也歸天了。如果他活得久一點，會不會落得跟嵇康一樣的了局，實在還很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