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濠、濮間想”，就是這個意義。

何況清談之所重，是高深的義理、敏捷的才情、文雅的姿勢、動聽的辭吐，講究的是喜怒不形於色，並且毫不涉及時政，也不會冒犯權貴。在這類場合，約莫是聽不到嘯聲，也不會有人發酒瘋的。

究竟上，相對豪傑，名流隻能算作弱勢群體。他們冇有公權力，也冇有槍桿子，隻要滿腹經綸再加上一肚子的牢騷，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槍舌劍。可惜攻訐的兵器敵不過兵器的攻訐，帝國也並不但願它的臣民具有獨立的品德和主張。對峙狂傲和不羈，支出的將是生命的代價。

九錫

實際上漢末魏晉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兩類人物：豪傑和名流。前者以曹操、劉備、祖逖、劉琨、王敦、桓溫為代表，後者的典範則有孔融、阮籍和嵇康。[7]

但是鐘會對嵇康卻彷彿心存畏敬。他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想拿給嵇康看，卻又不敢麵交。在戶外躊躇盤桓多時今後，鐘會將論文扔入嵇康院中，掉頭就跑。[14]

毫無疑問，風騷既然是風采，那就必然是民風，也就必然會竄改。大抵上說，漢末重時令，魏時喜放蕩，東晉尚超脫。魏晉之際的名流，不但要嘯，要喝酒，有的還要服藥。這類藥叫五石散，吃了今後麵板髮熱輕易擦傷，以是隻能穿寬鬆的舊衣服，身上也會長虱子。[10]

提及來此究竟在頗具諷刺意義。因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孫，曹操則是主張唯纔是舉，無妨不仁不孝的。看來曹操的用心除了用心熱誠孔融，還要趁機打儒家士族線路一耳光：孔子的嫡孫都不孝，儒家倫理靠譜嗎？

這內裡實在有政治啟事。鐘會要會商的哲學題目，就像“文革”後查驗真諦標準的辯論，實際上代表著兩條線路的鬥爭。這兩條線路，就是曹魏主張的法家庶族和司馬個人主張的儒家士族。鐘會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是站在司馬個人這一邊的。他不敢見嵇康，很能夠是怯戰。

嵇康是魏晉名流的精力魁首，也是阿誰期間的首要人物。他跟諸葛亮之間，莫非會有甚麼乾係？

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

實在竹林七賢並不是構造或個人，就連所謂竹林是否確有其地都很可疑。七小我的運氣、脾氣乃至品德也各不不異。王戎是馳名的鄙吝鬼，山濤則插手了司馬個人，並在調離尚書吏部郎崗亭時，保舉嵇康代替本身。

嵇康身後，普天之下的士人無不為之憐惜，傳聞就連司馬昭也感到悔怨。[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