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是以，韓、柳的文章都明白如話，決不晦澀難懂。比如韓愈的《師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前後，術業有專攻，如此罷了。又如他的《雜說四》：世有伯樂，然後有千裡馬。千裡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至於柳宗元的《小石潭記》，更是不壓韻的口語詩：

實際上傳奇與唐詩不但並行不悖，並且相輔相成。白居易寫了《長恨歌》，陳鴻就寫《長恨歌傳》；白行簡寫了《李娃傳》，元稹就寫《李娃行》。向來被看作高雅藝術的詩與淺顯文學傳奇，竟然毫無停滯地“同流合汙”。

亂花漸欲誘人眼，淺草才氣冇馬蹄。

但這並無毛病白居易寫出極其高雅的七律：

趙光奇說：因為當局不講誠信。說是地稅和戶稅以外不取分文，實在分外收的比兩稅還多。厥後又說甚麼平價收買糧食，實際上是隻拿糧食不給錢，還要我們運到老遠，害得我們幾近停業。我等愁苦如此，哪有幸運？

但，實施兩稅法今後，帝國變得安寧富庶，官員也變得豪闊起來，則是究竟。更首要的是，因為唐朝科舉之盛始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極於德宗之世，以是締造了兩稅法的德宗朝，便成為汗青的一個分界點——而後的中華帝國將是庶族地主階層的政治舞台。[274]

與盛唐一樣，這內裡表現出的仍然是大唐精力，是本性的張揚和幸運的尋求，隻不過本性更加光鮮，對幸運的瞭解也各不不異。以是，韓愈能夠因對峙己見而獲咎天子：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杜牧也能夠不管不顧地流連忘返於紅燈區：十年一覺揚州夢，博得青樓薄倖名。[278]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來往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唐德宗問：如何樣？老百姓都很幸運吧？

應當想不到。但傳為他所作的《憶秦娥》，卻無妨看作長安和長安所代表之期間的悼詞：樂遊原上清秋節，鹹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這可真是彷彿隔世。

可惜在王朝期間，立法者的美意常常是一廂甘心，中晚唐天子的詔令更一定能真正實施。貞元三年（787），天下大歉收，物價低到每鬥米一百五十錢，粟八十。為了製止米賤傷農，帝國命令以平價收買糧食。這當然是中心當局的惠民政策，成果倒是農夫苦不堪言，怨聲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