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孟子的態度。一個名叫萬章的人問他：“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萬章又問：“但是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說：“天與之。”他進一步解釋說，“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昔者，堯薦舜於人，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引見《孟子・萬章》)。孟子還說，堯歸天以後，舜為了遁藏堯的兒子，跑到南河之南，天下諸侯仍然尊崇大舜為王，凡有朝覲、獄訟、歌頌之類的首要事情，都到舜的麵前叨教彙報，而不睬睬堯的兒子。厥後舜又仿效堯的做法，薦禹於天，讓他坐上了王位。

對於這類禪讓軌製，《墨子》、《竹書編年》、《呂氏春秋》、《史記》等都作了明白必定。彆的，在其他一些史猜中也先容或必定了上古期間這類開通的政治軌製。

《史記・五帝記》又說：“(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禮記》則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劉知幾在解釋這段話時以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誌乎?”文命即禹。這就是說禹為了穩固他的統治職位，采取了“逼”和“放”的手腕，不客氣地趕走了大舜。劉知幾的闡發很有事理。試想，上古期間的蒼梧尚是荒蠻之地，火食極其希少，既無邊關膠葛，又無其他要事，舜到這類處所巡查甚麼?如果為了打獵，值得跑那麼遠嗎?何況，當時的大舜已是耄耋之年，數千裡的路途之苦，他能受得了嗎?再說，娥皇、女英既為舜的老婆，為何不歸葬蒼梧?此中定有難言之隱。以是，舜之所謂南巡，不是為了公事，也不是遊山玩水。要麼是武裝押送，不得不去；要麼是被人所逼，懼禍流亡。誰能導致舜的這類悲慘了局，天然非禹莫屬。由此猜測，大禹的繼位，也非禪讓的成果。

有關禪讓軌製的記錄，最早見之於《尚書・堯典》。此中載有“堯舜禪讓”之事。《大禹謨》中也有“舜禹禪讓”的記錄。孔子的《論語・堯曰》一樣載有這類開通的軌製。但是，這些古籍所記，也隻是傳說中事。以是早在戰國期間對此就已群情紛繁，有的同意，有的否定，也有的模棱兩可，另有的一人持有兩種說法。如許，上古期間有冇有禪讓軌製，就成了曆代爭辯不休的題目。

由此可見，堯、舜二帝實施禪讓而不傳子，他們之以是如許做，啟事在於把利天下看作是第一名的，決不自擅自利，這就是最大的仁。禪讓而不傳子，是賢人的最高思惟境地。賢人隻要先副本身，然後才氣夠正世，以是，在政治軌製上實施禪讓，就是實現聖治的前提和根本。郭店竹簡中的這些筆墨與孔子的觀點如出一轍，這也能夠作為當代禪讓製存在的有力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