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目下和我們大翻臉，說瞧徐誌摩那張尖嘴，就不像是作詩的人，說聞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擊我，聲言要打倒饒（孟侃——引者）楊（世恩——引者）等人的上帝。這位先生的確有神經病，我們都視他同瘋狗普通……這小我隻要放肆的人性，冇有熱烈的豪情。至於他的為人，一言難儘！

錢穆並不是一個躲在書齋和遊走於講台的傳授。其弟子餘英時在他仙逝時，所作輓聯中的“平生為故國招魂”句，極其恰切，最為允當。而他的愛國情更令人寂然起敬。

兩人談到了“晨副”，徐誌摩就說：“一多，你來辦罷！”

對陳寅恪的博學，胡適是有體味的。當年，胡適破鈔很大力量，寫了《陶弘景的真誥考》。得出《真誥》抄襲《四十二章經》的結論，沉浸於“發千餘年未發之覆”之愉悅。但傅斯年奉告他，陳寅恪早就說過《朱子語類》中，曾經指出《真誥》有抄襲《四十二章經》之處。胡適找來這部南宋朱熹講學語錄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語類》的“老氏”“釋氏”兩捲來檢察，公然如是。心中便對陳寅恪有了深切印象。

我們中國就是一個弱國，比阿比西尼亞還弱的弱國。我們不配喊“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更不配說甚麼“扶助天下上之強大民族”，特彆不配胡想“天下大國”。我們應當乾乾脆脆的承認我們現在是一個弱國。弱國就有弱國的籌算。弱國的籌算就是一麵設法圖強，一麵防備亡國，不管甚麼設施都應當朝這個方向走。

陳寅恪與魯迅即為同窗，當有來往。但魯迅除在這篇日記中，提到陳寅恪外，似再無涉筆。而陳寅恪的筆墨中，乾脆不提魯迅。

今後我不再仰臉看彼蒼，

馮（友蘭）告以聞君定見。為商談聘請郭沫若事，尚未做決定。聞直接向馮提出此要求，令餘驚奇。

“我是以文學史家自居”的聞一多，也對郭沫若的新詩甚為賞識。張東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想說，聞一多平時講課，總好稱道郭沫若先生，在研討毛詩、楚辭及當代神話中，他多次援引郭先生研討金文的所得。他佩服郭先生的高見和膽量，能締造。當時郭先生正在日本作逃捕，但聞先生就曾多次表示，為了學術研討，清華大學應禮聘郭先生來講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