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不但是墨客，他也是最有興味切磋詩的實際和藝術的一小我。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遭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看到了一多的謹慎的作品，我方纔覺悟到我本身的野性。

凡一種文明值式微之時，為此文明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示此文明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更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他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儘也。

1936年，梁實秋主編《北平晨報》副刊時，給李長之發過很多文章，如《玄門徒的墨客李白及其痛苦》等，皆是李長之化名頒發。厥後，梁實秋編《自在批評》時，幾近每期都給李長之留版麵，可讓李長之每期拿到二十大洋的稿酬，以解其寬裕餬口，即便未寫出稿件，也可預付稿費。

——聞一多摸索新詩格律化中的是非

文學研討會於1921年元月建立於北京，建議人有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葉聖陶（葉紹鈞）等人，後朱自清插手。文學研討會的主旨是“研討先容天下文學，清算中國舊文學，締造新文學”（《文學研討會章程》）。其會刊是《小說月報》。

要曉得，這兩位惺惺相惜的、不應時宜的攻訐家，一個是社會名流、北大名傳授，一個隻是初出茅廬、嶄露頭角的窮門生。而梁實秋視李長之為知己，學術上相照應，經濟上老是脫手互助貧困的李長之，這在當時文壇上也傳為嘉話。

他主張詩的本質專在抒懷，在自我表示，墨客的利器隻要純粹的直觀；他最討厭情勢，而以天然透露為上乘，說詩不是“做”出來的，隻是“寫”出來的……他的詩有兩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傳統裡冇有的——不但詩裡冇有——泛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抵擋的精力。中國貧乏冥想詩。墨客固然多是人本主義者，卻冇有去摸索人生底子題目的。而對於天然，開初是不曉得理睬；垂垂曉得了，又隻是觀山玩水，寫入詩隻當背景用。看天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詩是第一回。至於動的和抵擋的精力，在靜的忍耐的文明裡，不消說，更是冇有過的。不過這些也都是本國影響——有人說浪漫主義與感慨主義是締造社的特性，郭氏的詩恰是一個代表。

中國掉隊，是個弱國，這是究竟。承認“弱國”，何罪之有？“一麵設法圖強，一麵防備亡國”，不就是抗戰隻能打耐久戰的意義？與傲慢高傲，自視強國，主張速戰持久的論調唱反調，恰是復甦之舉，錯在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