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吳承仕在《期間文明》頒發《一二·一二的請願遊行與學運》，翌年又在該刊頒發《新門生個人的呈現》，都是總結一二·九活動以來門生愛國活動所獲得的生長，同時揭穿百姓黨分裂學運的各種詭計。就是在這一年暮秋，經中共地下黨的磨練，吳承仕被采取為中共黨員，與齊燕銘等編在同一特彆小組。

“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多數有煩躁心態，文明也帶一股煩躁之氣。而周作人等人尋求的平平閒適之氣，即胡適所說的“淡遠”“平和”之氣，絕非是一種對實際迴避，而是一種超出，一種對實際更復甦的掌控。即便從品德、事功角度去看，閒適淡遠的境地也是表現著隨緣任運的明智和“以物觀物”的聰明。

“周氏兄弟在非理性的‘愛國主義’情感覆蓋下，都保持了復甦的理性精力，這是值得正視的。”（《周作人傳》）

天下日報載北大將遷汴，聞之欣然。吾儕教書匠亦竟然得列於古物南遷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喪事乎。不但如此，照此推論下去，大略幽燕淪亡已屬定命，而華夷之界則當在河——不，非當也，乃是決定的必在河哉，前人所謂通途但是當指此耳。

同年10月，周作人又寫《顏氏學記》，峻厲怒斥“日本以外則不吝與天下為敵，欲吞噬亞東，內則勇於在粉碎國法，欲用暴烈手腕建立法西斯政權”。

早在1932年9月15日，胡適在給羅文乾的一封信函中，關於措置中日兩國乾係，就曾主張“我國必須決定一個根基目標”，說詳細一點，即“1、打消滿洲國；2、規覆在東北之行政主權”。

5月31日，天下各界救國結合會在上海建立。其首要賣力人沈鈞儒、史良、沙千裡、王造時率各界大眾，走上街頭，請願遊行。

胡適又是非常正視中日兩國群眾的友情的。

“醜的字句”爭辯剛息，梁實秋又多次著文，攻訐“五四”文學“浪漫的趨勢”，周作人就是被攻訐者之一。但這純屬文學看法之爭，並冇有像締造社、太陽社與魯迅關於“反動文學”論爭時，搬出十八般兵器。周作人與梁實秋在爭辯中，還是能夠做朋友。比如，梁實秋特邀周作人到清漢文學社做文學演說。周作人感覺梁實秋對“五四”文學浪漫主義的攻訐有事理，則由衷佩服。梁實秋辦《自在批評》，周作人成為該刊的首要撰稿人。

他的本性不但很強，並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於他是不是有倒黴的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