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情產生後，俞平伯馬上找到胡適，晤談時勢。30日晚，又致胡適函，“述憂國憂民之心，覺得知識分子救國之道，唯有出提高本單行週刊，從精力上開辟民智，抵抗外侮”。雖是墨客救國之道，卻見拳拳愛國之心。

《紅樓夢》作者所要說者，不過始於繁華，終究蕉萃，感慨出身，追緬古歡，綺夢既闌，窮愁畢世。寶玉如是，雪芹亦如是。

1977年，為記念“嬿婉同心六十年”的老妻，俞平伯寫舊體長詩《重圓花燭歌》，讀之令人動容：

錢鍾書感到俞先生把“色空”二字看得太實了。錢鍾書以為做和尚在當時不必然就是最壞的。魯智深、武鬆做和尚，也彷彿能夠做得；明朝有很多民族豪傑人物也做了和尚。對“紅樓夢”三個字不要看得太重。莎士比亞在一些戲劇中也有過人生如夢的感慨，但不能說他具有佛家思惟……賈家如許的人家，做了很多好事，成果天然就是壞結局。

學術題目，要探明真諦，要更對峙真諦。俞平伯麵對天下攻訐的海潮，勇於對峙真諦，毫不害怕，更不當協。俞平伯找到何其芳，承認本身受胡適影響，本身的囉嗦考據或可對讀者有影響。但那隻是研討體例題目。他表示，本身對峙三點。其一，不管如何，《紅樓夢》是很難解釋的；其二，不管如何，曹雪芹是有“色空”看法的，並以之開端，以之掃尾；其三，不管如何，有關《紅樓夢》的“自傳說”是不對的，但如果說帶有自傳成分是能夠的。

七七事情以後，日寇鐵蹄踏進北平，之前北平各高校西遷雲南，錢玄同任教的北京師範大學也遷陝西漢中。隻要周作人等，不聽胡適等朋友奉勸，從“苦雨齋”中走出，當了漢奸。錢玄同因患嚴峻高血壓等病，行動不便，被迫留在北平，但他以滿腔愛國之心、堂堂凜然之民族時令，不向日寇屈就。

重新返回北大的劉半農，已不是魯迅在《憶劉半農》一文中所說，插手新文學活動以後，“當然更是《新青年》裡一個兵士，他活潑、英勇，很打了幾次大戰”的劉半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