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成吉思汗，在和成吉思汗切磋有關“長生”之類的題目時，不失時機地鼓吹本身“敬天愛民”的思惟，以戒殺、清心寡慾等攝生之理力勸成吉思汗。在獲得成吉思汗的賞識後，於1223年請準東歸。成吉思汗賜金虎牌、璽書，付與其“掌管天下削髮人”的特權，赦免全真道的差役、賦稅等等。丘處機則充分操縱這類特權，實施其“早教生民得消憂”的政治抱負。在東歸程中夜宿蓋裡泊時，丘處機囑告隨行的弟子：“今大兵以後，群眾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成失。此修行之先務，大家當銘諸心”。1224年丘處機回到燕京住天長觀(今白雲觀)。即四周大建宮觀，廣收門徒，操縱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彆的特權，“使其徒持牒召求於戰伐之餘”，讓在疆場上大量被俘虜的公眾得以複活，挽救了大量漢族和女真族公眾。清朝乾隆天子為白雲觀的丘祖殿，題了一幅聞名的春聯，獎飾丘處機救民於水火的奇功，曰：“萬古長生不消餐霞求法門；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固然魏晉以來就有“老子過函穀關化胡”傳說，更有《老子化胡經》傳世以及“三教出一門”學說的構成，但是在此實際根本上力倡三教合一則是王重陽創建全真道的一大特性，玄門的《品德經》、儒家的《孝經》、佛教的《心經》則為玄門全真教派的必修典範。當年他在“活死人墓”四角各種植一棵海棠樹，就言稱“吾將來使四海教風為一家耳”。在他的談吐、著作中，“三教出一門”、“三教合一論”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關玉鎖訣》中說：“三教者，如鼎三足，……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在《示學道人》詩中說：“心中端方莫生邪，三教搜來做一家。義理顯時何有界？妙玄通後更無加。”又有詩雲：“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向來一祖風。”在《答戰公問先釋後道》中稱：“釋道向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等等。他以為儒主“理”，佛主“性”、道主“命”。要人們忘情去欲，才氣“心虛氣住”，“氣住則神清，神清則德合道生”，達到“三教圓融”的全真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