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國總說貿易不公。”嘉慶帝起家指向北牆吊掛的《皇輿全覽圖·數據版》，珠江口的紅色光點密如繁星，“我大清開海禁、設官牙、定稅則，從無閉關之意。但公允貿易，須是兩相甘心——”他俄然從袖中取出半幅羊皮紙，上麵是客歲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加爾各答抬高生絲收賣價的密報，“若隻許貴國商船低價買我茶葉，高價賣我呢絨，卻又要拿走‘最惠國’的好處，這算術，怕是分歧《九章算術》的事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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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稟萬歲，英使已至懋勤殿候見。”奏事處寺人的通報驚起案頭銅鎮紙下的輿圖邊角，那是數據房新繪的《廣州港十年貨色流向圖》，墨線間密注著各國商船到港次數、所載貨色及稅銀數量，英國商船的硃紅標記在黃埔灘頭連成麋集的點。嘉慶帝將《中英貨值對比表》往袖口一壓，錦緞袖口拂過案頭疊成方勝的算籌，那是昨夜與首席數據官陳傑幾次覈驗稅率時留下的。

阿美士德的藍眼睛在數據圖上逡巡，終究落在“積年貨值顛簸曲線”上：嘉慶十五年英國羊毛減產導致呢絨代價飆升，卻恰是中國茶葉出口量激增之年。他俄然認識到，這些看似冰冷的數字背後，是清國對收支口貨色的精準掌控——當倫敦販子還在為廣州十三行的議價才氣頭疼時，北京的天子早已讓數據房將十年商情織成了坎阱。

“更緊急的是稅銀。”嘉慶帝指尖劃過“呢絨入口稅銀百分之十五”與“茶葉出口稅銀百分之八”兩處硃砂講明，“爾國販子抱怨關稅苛重，卻不知我大清對茶葉隻征八分稅，反比對呢絨多征七分。”數據房典簿捧著算籌盒趨前，三十六枚棗木算籌在黃綾上排擠關稅比例，“若按貴國所請‘片麵最惠國’，他國稅率低於我朝時，爾等亦可共享——”天子俄然嘲笑，“但叨教，貴國對我大黃、瓷器可曾少征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