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館的雕花窗欞外，陳阿福盯著《多少本來》的拉丁文譯本憂愁，筆尖停在“三角形內角和”的推導圖上。西洋布羽士馬禮遜指著地球儀：“貴國的《周髀算經》雖妙，”他的手指劃過麥哲倫航路，“但蒸輪船的測繪，還需《海國圖誌》的經緯演算法。”陳阿福俄然想起福建船工的抱怨：“如果能譯出這‘經緯度測算’，福船就不會再觸礁了。”

三個月後，第一艘掛著“商部監理”燈籠的福船駛往呂宋，船艙裡除了茶葉，還裝著譯館新出的《南洋海圖》。陳阿福站在船頭，望著馬禮遜送的羅盤，指針正對著《周髀算經》裡的“南鬥方位”——中西算學的經緯，終究在商船的航路上，織出了新的治世光譜。

這一晚，譯館的油燈下，陳阿福與馬禮遜正在校譯“蒸汽鍋爐圖紙”。“爐壁厚度三寸，”馬禮遜的圓規在圖上畫弧，“貴國的冶鐵術，”他望著陳阿福袖口的匠作補丁，“若能改進，蒸輪船的載重能增五成。”陳阿福俄然想起漢陽兵工廠的鍛鐵爐，算珠在掌心滾得發燙——這圖紙，或許能讓大清的貨船，追上洋商的汽笛。

掌燈時分，商部值房的燈火映著《天下商路圖》，李煌與英和正在標註“茶葉專線”。“兩湖茶商走海路，”英和的筆尖劃過廣州，“比陸路快二旬日，卻被洋商卡著港口。”李煌的算盤敲出急響：“商部該設‘海運監理司’，”他指向《海關關稅表》，“讓我們的商船，也能在呂宋掛起龍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