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四年春，陳嘉言收到從廣州寄來的信箋，內附《土法製鹽圖》的石印副本，落款是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南洋曬鹽法已試用於淮北鹽場，產鹽量增兩成。”白叟望著信箋上的算籌圖示，想起馬六甲會館的楹聯“算籌量儘人間稅，文籍藏得天下心”，俄然老淚縱橫——那些曾被視為“奇技淫巧”的文籍，畢竟在故鄉生根，成為嘉慶朝鼎新的隱蔽助力。

“速將《土法製鹽圖》謄寫分送兩淮鹽運司。”阮元指著《天工開物》內頁，對幕僚道，“當年宋應星若知其書在南洋傳抄，必欣喜於‘技藝無版圖’。”他俄然瞥見巴洛正用鵝羊毫臨摹《九章算術》插圖，筆尖在算籌圖上停頓——這些在外洋僑胞中傳播的文籍，現在正成為中英文明交換的暗線。

都城養心殿內，嘉慶帝翻閱著《獻書目次》，目光停在“《農政全書》爪哇抄本，附橡膠樹蒔植法”上。自推行數據治世以來，他正為江南棉荒憂愁，而橡膠樹的蒔植條記，恰能彌補《農政全書》的缺漏。當看到“《武備誌》暹羅殘卷，記佛郎機炮改進術”時，他俄然命人傳旨：“著江南製造局匠人研習，勿使夷技專美於前。”

巡檢船靠近時，燈籠上“粵海關”三個硃砂大字在江麵投下倒影。巴洛伸手按住腰間的皮質文書夾，內裡裝著斯當東爵士與兩廣總督阮元聯名簽訂的“文籍免稅通行證”——三個月前在馬六甲，恰是阮元的密信讓陳嘉言放下戒心：“朝廷求賢若渴，何況祖宗文籍？”

三艘福船構成的船隊在珠江口劈波斬浪，船首的媽祖像披著猩紅綢帶，船尾“福興號”的杏黃旗與英國商館的米字旗並排飄蕩。威廉·巴洛站在主船船麵上，望著艙底用鉛板密封的十二箱文籍——那些在馬六甲彙集的《天工開物》《夢溪筆談》等抄本，現在正跟著波浪輕晃，羊皮紙上的暹羅文講明與漢字墨痕在月光下交疊。

嘉慶九年·夏·廣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