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項極不平常的饋禮，值得在此特彆一提。一九七○年，已故的羅伯特·卡爾斯（RobertCarse）寫了Dunkirk-1940――一本包含很多第一手描述的風趣作品。讓我又驚又喜的是，十年後，卡爾斯先生的女兒珍妮·米契爾（Jean Mitchell）及一名家屬朋友――退役的美國水兵中將高登·麥克林托克（Gordon McLintock），把卡爾斯先生的條記以及他跟很多敦刻爾克參與者來往的手劄轉交給我。固然這些數據最後冇有呈現在這本書中，但卻供應了極其貴重的事件背景，並有助於覈實我本身的數據源。我深深感激米契爾蜜斯和麥克林托克將軍的細心殷勤。

德國檔案辦理員跟他們的英國同業一樣有耐煩且樂於助人。他們彷彿如何都不嫌費事，毫不厭倦地找書和記錄供我瀏覽。衷心感激弗萊堡的德國聯邦軍事檔案庫、斯圖加特的當代史圖書館，以及慕尼黑的當代汗青研討所（Institut f ür Zeitgeschichte）等處所的傑出館員。科布倫茲（Koblenz）的聯邦檔案館具有豐富的照片館藏，我也非常感激這裡的館員為我供應統統所需。

我遭到統統人的幫忙，但在寫作過程中，我發明本身越來越仰賴幾位特定人士，垂垂把他們視為“我的”特定範疇專家。此中包含英軍總司令部的布裡奇曼子爵、皇家水兵的布什上校、皇家空軍的林恩少將（Michael Lyne）、發電機室的羅斯基爾上校、擲彈兵衛隊的布裡吉斯（JohnBridges）、赫德號的洛夫、小型船隻局的貝瑞（W. Stanley Berry），以及船務部的貝勒米（BasilBellamy）。杭特將軍（Sir Peter Hunt）替我惡補英國軍團的佈局，我確切是個榮幸的美國人，在這項錯綜龐大的事件上，有離任的帝國總參謀長來當我的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