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嵇康，鐘會去拜訪他，他理都不睬；說到阮籍，如果鐘會去看他，他大抵味虛與委蛇一番；現在假定鐘會去看山濤，我想山濤會客客氣氣地歡迎他。但不管嵇康或阮籍或山濤，都不會跟鐘會交朋友，更不會“契若金蘭”，首要不是因為政治主張分歧，底子啟事是本性分歧，氣味不投。嵇、阮、山都是君子，而不必管他們挑選了甚麼樣的人生和政治門路；鐘會倒是個小人，也不必管他挑選了甚麼樣的人生和政治門路。哪怕鐘會像嵇康一樣挑選了曹氏，他們還是成不了朋友，因為一個終歸是君子，一個終歸是小人。君子和君子能夠交朋友，哪怕在敵對的政治陣營中，也無毛病他們相互賞識和尊敬；而君子和小人則冇法交朋友，哪怕他們在不異的政治陣營中，仍然免不了內心深處的隔閡與架空。

陶淵明以五柳先生自況，說：“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誌。健忘得失，以此自終。”窮到如許，竟然“晏如”。給他一個縣長（彭澤令）做，他做了八十一天就不做了，為甚麼呢？因為當時有個不學無術的督郵—陶淵明的下級，要來彭澤縣巡查，陶淵明想，這傢夥要品德冇品德，要學問冇學問，我憑甚麼向他作揖打躬？用他的原話講，就是“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裡小兒”？陶淵明說本身“質性天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己交病”，捱餓受凍當然難受，如果委曲了本身，違背了本身的本性，那就更糟糕，恐怕要百病叢生了。他又說：“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因而欣然慷慨，深愧平生之誌。”（《歸去來辭》序）出去仕進完整不是他的本意，隻是為了贏利餬口，想起來對不起本身的誌向抱負。做人的原則不能竄改，“平生之誌”不能服從“口腹”，做一個縣長，權、錢、名都有了，卻冇了自我，以是不乾。這纔是勇於“作我”、安於“作我”的極致。

這兩對兄弟大家對峙大家的本性，大家走大家的路，卻仍然能保持相互尊敬、相互賞識，分歧的人生門路並冇有粉碎他們的兄弟交誼。如許的例子在阿誰期間還能夠舉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