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到“正視”題目去：先既不敢，後便不能，再後，就天然不視，不見了。一輛汽車壞了，停在馬路上，一群人圍著呆看，所得的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但是由本身的衝突或社會的缺點所生的苦痛，雖不正視，卻要身受的。文人究竟是敏動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但是一到將近閃現缺點的危急一發之際，他們總馬上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瞥見統統美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因而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為。”因而無題目，無缺點，無不平，也就無處理，無鼎新，無抵擋。因為凡事總要“團聚”，正不必我們煩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費話，就有“不應時宜”之咎，免不了要受大學傳授的改正了。呸！

虛生先生所做的時勢短評中，曾有一個如許的題目：“我們應當有正眼看各方麵的勇氣”（《大進》十九期）。固然，必須勇於正視，這纔可望敢想，敢說，敢作，敢當。假如並正視而不敢，彆的還能成甚麼氣候。但是，不幸這一種勇氣，是我們中國人最所貧乏的。

（邇來有人覺得新墨客的做詩頒發，是在出風頭，引同性；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殊不知即便無報，牆壁實“古已有之”，早做過頒發構造了；據《封神演義》，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那發源實在非常之早。報章能夠不取口語，或架空小詩，牆壁卻拆不完，管不及的；倘一概刷成玄色，也另有破磁可劃，粉筆可書，真是窮於對付。做詩不刻木板，去藏之名山，卻要隨時頒發，固然很有流弊，但大抵是難以根絕的罷。）

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起碼是對於社會征象，向來就多冇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的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準。現在青年的精力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是哈腰曲背，低眉紮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後輩，馴良的百姓，――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還不曉得究竟是如何。

我並何嘗試過，但偶然候想：倘將一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中午的驕陽底下，或將不出閨門的令媛蜜斯拖到郊野的黑夜裡，大抵隻好閉了眼睛，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總算並冇有碰到暗或光，固然已經是毫不不異的實際。中國的文人也一樣，萬事閉眼睛，聊以自欺，並且欺人，那體例是：瞞和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