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當局在灞橋上設有驛站，凡有人東去，其親朋老友都要一向送到灞橋，才依依不捨的揮淚而彆，並折下橋頭柳枝相贈。久而久之，“灞橋折柳贈彆”便成了特有的風俗。《唐詩紀事》雲：“雍陶有一次送彆故舊，行至灞橋，問侍從曰：‘此橋為何稱情儘橋？’侍從道：‘因送彆到此為止點，故稱之情儘橋。’雍陶有感惜彆之情：‘向來隻要情難儘，何事名為情儘橋，自此改名為折柳，任它離恨一條條。’”這就是膾炙人丁的《折柳橋》。

劉禹錫前半生有著與柳宗元極其類似的人生軌跡：他們同時中進士，同時獲得王叔文的賞識和汲引，同時被貶謫，又同時被召回長安。但與本身的老友分歧，劉禹錫骨子裡多了一些豪放與蕭灑，少了幾很多愁與善感；多了一些隨遇而安的怡然得意，少了一縷自怨自艾的黯然神傷。一樣的窮山惡水，一樣的處境艱钜，一樣的前程未卜，柳宗元感遭到的是無窮無儘的哀怨、哀痛和憤激，“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故作閒適的背後，藏不住的是無窮的悲慘和無窮無儘的孤傲與孤單；劉禹錫卻從一樣險惡的環境中發明瞭最誇姣的東西，本地的民歌，竹枝詞，他得意其樂的沉浸此中，不竭學習、仿照和創作，將下裡巴人的官方推向了一個岑嶺，“自古逢秋悲寥寂，我言春季勝春朝。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豪放不羈的背後是隨遇而安、以苦為樂的淡然。

但不管是愁腸百結的柳宗元，還是苦中作樂的劉禹錫，都不會想到，此一去，便是永訣。四年後，柳宗元死在柳州任上；而劉禹錫，我行我素的劉禹錫另有機遇回到長安，持續孤傲的戰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