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國安凝眉問道：“中間有甚麼想說的？”

這也是為甚麼他們一度對侯大貴麵露凶光。他們不忿，他們恐憂。

侯大貴笑笑，道：“向年在川中，聽聞老常你是赫赫馳名的搖黃十三家之一，不管氣力、名譽，都屬上乘，本大有可為。緣何就放棄苦心運營的根底，執意出川了？”

早在萬曆四十六年玄月，因為遼東軍費用度激增，朝廷便決定在每畝地步原有征收定額的根本上，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十月，又加派三厘五毫。至第三年三月，再加派二厘。三年累加每畝加派九厘稅銀。到了崇禎三年，時任兵部尚書梁廷棟請“乃於九厘外，畝複征三厘”，如此一來，停止本年，隻遼餉一項，便增加至九百萬兩。

這實在算誅心之言，想當年在袁韜部下，常國安日夜憂愁的一個核心身分就在於本身非袁韜嫡派。即便憑實在力能獲得職位，但袁韜始終難以完整信賴他。信賴與否，不在於大要，而在於感受。而耐久合作乃至相扶相依的來源就在於信賴，冇有信賴，僅是操縱乾係，民氣難安。

話了，滿座皆驚。

客歲四月，因張獻忠、馬守應及羅汝纔等流寇東犯乃至南直隸，朝議皆覺得要剿平流寇，必須先困其勢，一如提壺打水，若壺破水溢，則覆水難收。楊嗣昌殫精竭慮，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麵張網”之策作為“大肆平賊”的指導性目標。大抵打算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麵之網。彆的更有總督、總理隨賊所向，專事征討。

既然一時半會兒降不了，那麼為今之計隻能持續抱團取暖。羅汝才本身降不了，又為製止手底下人被彆人勾誘，分化軍勢、擺盪軍心，故下達了除他以外嚴禁統統人擅自與官軍聯絡的軍令。賀錦、藺養成、李萬慶、劉希堯又如何不曉得這端方，麵對咄咄逼人的常國安，他們啞口難言。

常國安聞言，看了看賀錦等人，這些人都側頭歪腦、悶悶不樂，略略思考乃道：“尚可。”

廟外不知何時下起了酥雨，廟頂殘破，細雨凝在瓦上，順著裂縫滴落至廟內世人圍坐的桌案上。幾滴打在常國安的刀上，侯大貴瞅了瞅肅立不言的常國安，輕咳一聲，伸手去拿那刀，餘光中常國安的臉較著抽動了幾下，卻畢竟冇有禁止。

自陝西大範圍民變以來，大明朝中對弭平流寇的態度始終分“剿”、“撫”兩派。崇禎帝脾氣剛烈，即位後一向推行“剿殺為主”的戰略，故此對峙倔強剿賊的處所官員諸如洪承疇、盧象升、陳奇瑜、孫傳庭等文武均前後遭到汲引重用。在朝中，亦有以楊嗣昌為代表的鷹派朝臣得受寵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