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國安凝眉問道:“中間有甚麼想說的?”
這也是為甚麼他們一度對侯大貴麵露凶光。他們不忿,他們恐憂。
侯大貴笑笑,道:“向年在川中,聽聞老常你是赫赫馳名的搖黃十三家之一,不管氣力、名譽,都屬上乘,本大有可為。緣何就放棄苦心運營的根底,執意出川了?”
早在萬曆四十六年玄月,因為遼東軍費用度激增,朝廷便決定在每畝地步原有征收定額的根本上,加派三厘五毫。次年十月,又加派三厘五毫。至第三年三月,再加派二厘。三年累加每畝加派九厘稅銀。到了崇禎三年,時任兵部尚書梁廷棟請“乃於九厘外,畝複征三厘”,如此一來,停止本年,隻遼餉一項,便增加至九百萬兩。
這實在算誅心之言,想當年在袁韜部下,常國安日夜憂愁的一個核心身分就在於本身非袁韜嫡派。即便憑實在力能獲得職位,但袁韜始終難以完整信賴他。信賴與否,不在於大要,而在於感受。而耐久合作乃至相扶相依的來源就在於信賴,冇有信賴,僅是操縱乾係,民氣難安。
話了,滿座皆驚。
客歲四月,因張獻忠、馬守應及羅汝纔等流寇東犯乃至南直隸,朝議皆覺得要剿平流寇,必須先困其勢,一如提壺打水,若壺破水溢,則覆水難收。楊嗣昌殫精竭慮,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麵張網”之策作為“大肆平賊”的指導性目標。大抵打算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剿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剿,是謂十麵之網。彆的更有總督、總理隨賊所向,專事征討。
既然一時半會兒降不了,那麼為今之計隻能持續抱團取暖。羅汝才本身降不了,又為製止手底下人被彆人勾誘,分化軍勢、擺盪軍心,故下達了除他以外嚴禁統統人擅自與官軍聯絡的軍令。賀錦、藺養成、李萬慶、劉希堯又如何不曉得這端方,麵對咄咄逼人的常國安,他們啞口難言。
常國安聞言,看了看賀錦等人,這些人都側頭歪腦、悶悶不樂,略略思考乃道:“尚可。”
廟外不知何時下起了酥雨,廟頂殘破,細雨凝在瓦上,順著裂縫滴落至廟內世人圍坐的桌案上。幾滴打在常國安的刀上,侯大貴瞅了瞅肅立不言的常國安,輕咳一聲,伸手去拿那刀,餘光中常國安的臉較著抽動了幾下,卻畢竟冇有禁止。
自陝西大範圍民變以來,大明朝中對弭平流寇的態度始終分“剿”、“撫”兩派。崇禎帝脾氣剛烈,即位後一向推行“剿殺為主”的戰略,故此對峙倔強剿賊的處所官員諸如洪承疇、盧象升、陳奇瑜、孫傳庭等文武均前後遭到汲引重用。在朝中,亦有以楊嗣昌為代表的鷹派朝臣得受寵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