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孫可望管理滇黔時倡導修路，倡導百姓家家種樹，朱永興便略加竄改推行仍舊。此舉既改良了交通運輸的狀況，百姓院落中亦是樹木翠綠、冠蓋遮陽，成為一道好看標風景線。

在軍事上的鼎新是最較著的，但這也是情勢所迫，能夠獲得勝利，便不會有甚麼反對。在政務上則要謹慎，一些原有的政策本來便很好，朱永興能夠照搬照用或略微點竄便實施的，則不必用標新創新來表示本身。

“重廉吏，除貪酷，不時差人換衣色，暗訪察，有廉者立加獎擢，貪者立拿懲辦，傳示各府州縣”。

“立國之初，宜用寬典，既彰殿下仁厚，又不致大家自危……”

“人治”者以為國之治亂，不在法而在統治者的賢達與否。“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儒家的“人治”主義，過於正視人的特彆化、思惟品德高度與自發性，這類“賢人”政治的前提和根本明顯過於抱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