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毫不客氣地指明，儒學自漢朝以來，走入了一個誤區，董仲舒底子不配被稱作賢人，而是儒門中的小人，他固然有促使漢武帝“免除百家,獨尊儒術”之功，奠定了儒家一千四百餘年來的正統職位，但是，他對儒學真義的把握倒是個半桶水，六經隻通其一，並且將陰陽術引入儒家，遺禍千年。

但是想要“複古”，也不是那麼輕易的事情，畢竟大道已經斷絕了這麼多年，中間稠濁了太多的其他東西，而孔孟二聖所傳，都是語錄，並沒有一個相對完整且能自圓其說的體係。

被他們這三十人從各自客籍拉來的“同道者”，也隨之一分為二，有一部分籌辦放棄前嫌，矢誌去“複古”，彆的一部分，則因為本身的好處受地點，對峙不承認“朱賊”的正朔，籌辦今後歸隱故鄉，以待天下之變。

正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比起讓儒學在裝聾作啞中完整滅亡，青丘子的《原儒》固然辛辣，卻無疑給儒林指瞭然一條求存之道，那就是，複古，“複孔孟二聖之本意，棄秦漢豎儒之誤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