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奮、倔強、為人樸拙的滿族基層勞動婦女，在精力上也哺養了老舍。餬口的貧苦與艱钜，激起了他對暗中社會的憤激和對於古城布衣的憐憫。激烈的布衣認識，給他創作的選材和命意以深切的影響，對老舍走向群眾藝術家的門路也予以深遠的影響。

周作人平生讀書成癖，且以寫作為生命存在體例，“幾近全不把筆”，雖“自知或者於道更近”，倒是生命的停滯，其間的痛苦，可想而知。

老舍在《我如何寫〈仳離〉》一文中說：

盧溝橋事情後不久，我收到廢名先生一函，倉促跑到雍和宮西倉後院去找他；這是一個僻靜的禪房，院中隻要兩棵瘦鬆。

老舍（1899—1966），原名舒慶春，字舍予，北京人，出身貧苦的滿族旗人家庭。父親是一個月掙三兩餉銀的皇城護軍，為了保衛京師，在庚子事情八國聯軍的炮火中滅亡。今後一大師人“全仗母親身力扶養”。老舍在《我的母親》（1943年《半月文萃》）一文中寫道：“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補綴或裁縫衣裳。在我的影象中，她的手長年是鮮紅微腫的。”

除了祥子，大膽凶暴、有點變態的老女人虎妞，霸道殘暴的車主劉四，欲起又落的二強子，忍耐毒害的曹傳授，一步步走向毀滅的小福子，也都個個新鮮，成為“陌生的這一個”。

他又是個不會餬口的人，有錢即華侈。他曾到香港、日本、歐洲等地遊曆，無錢就顛沛流浪，偶然睡在大街的商店屋簷下，買不起火車票就搭乘煤車趕路。但他能夠幾天食不充饑，卻對峙到圖書館瀏覽查質料，編字典。他乃至不懼被捕傷害，當真瀏覽列寧著作，研討馬列主義辯證法。確如他本身所說，與文學創作比擬，他更熱中於研討經濟，乃至學習開礦，以圖報效國度。他是懷著愛國熱忱，到反動聖地延安的。

《貓城記》正在《當代》連載的12月，胡風應《文學月報》主編周揚的聘請，撰寫了一篇題為“裝點，曲解，鐵普通的究竟”的長篇批評，頒發在《文學月報》第一卷的第5、第六期上，署名穀非。胡風在文中稱，他所攻訐的是在《當代》雜誌第一捲上，張天翼、魏金枝、穆時英、杜衡、施蟄存、沈從文、鬱達夫、巴金、靳以、馬彥祥、沉櫻、汪錫鵬、嚴敦易、彭彤杉等十四位作家所創作的“全部二十三篇（撤除未完成的《貓城記》）創作”。

俞平伯的辯駁是有力的。試想，在百姓黨暗中獨裁的統治下，有知己的文明精英如胡適、羅隆基、張壽鏞等，不吝身家性命，掀起人權言論海潮，而駱駝社的作家卻對此持超然、旁觀的態度，知識分子的社會擔負和知己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