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掉了嬸子背上那兩個鵝蛋狀的血管瘤後，我也就聞名鄉裡。緊接著，春秀嬸的兒子八狗帶著他的婆娘笑眯眯地來找我，說要我幫手帶她病院去做個B超，看肚子裡懷的是崽還是女，言外之意，是崽則留，是女則流。我曉得我的行動乾係到社會男女比例的失衡題目，是知法犯法，可我又能如何呢？一個五個月的妊婦打老遠從鄉間跑過來，要的就是一種說法。這一次，我腰間的槍也冇管用，阿誰胖乎乎的中年女大夫底子就不在乎我那把槍，她一再嚷道：出去，都給我出去，這裡是妊婦胎位查抄，不是閱覽室。我也不敢妄斷八狗婆娘到底懷的是男是女。總之，不是男，就是女。題目就在於八狗婆娘五個月後生了個胖崽，還口口聲聲說是我幫的忙。我到底如何了？我幫了她甚麼忙？我又不是大夫，我連B超的圖形都要當作是氣候預報，我如何曉得她真的懷了個胖崽！不管我如何解釋，我已經成了窮鄉僻壤裡的一個能人。

不錯！我是對那家病院很熟諳，熟諳的程度賽過我對看管所體味的鐵門鐵窗。從看管所到那家病院是有一段間隔的，精確地講，要顛末一條長年泥濘不堪的土路然後再轉兩次車。我不曉得，我一年要在這段間隔上來回多少次，我討厭了這類機器式的活動，就像看管所裡的犯人討厭有限空間一樣。

時價本日，我也記不清有多少穿白大褂的大夫直接或直接地找過我，正如我找他們一樣，都是為了治人的病。

厥後，我到省裡學習了幾個月。返來時，看管所的同事們交給我幾個蛇皮袋，內裡有臘肉、年粑、紅薯以及柴炭，而說是有一撥一撥的鄉間人來找我。

能人彷彿就有能人的苦處。彆人一聽到“看管所”三個字，都會有種害怕感，可我的父老鄉親一聽到“看管所”三個字滿身就來勁就把它當作他們最想去的最好去所。凡是進了城的（當然冇有事他們是決不會進城的），都要想方設法找到看管所，然後點著我“王偉雄”的名字，不慌不忙地走出去。當然，來找我的都是奔著事情來的，而首要的事情又都是與病情有關。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看管所和病院都是治病救人的場合。大夫治的是身病，我們看管所治的是芥蒂。我真的很情願為統統的病人而馳驅。

第一次走在這段間隔上，我彷彿有點神情昂揚。鄉間的嬸子來了，背上長著兩個鵝蛋似的血管瘤。對於如許的親人，我是不能不幫的，我那壞了一隻眼的鬆貴叔好不輕易才獲得這門婚事，而這門婚事的獨一前提就是幫她把背上的血管瘤消掉。要曉得，在我們阿誰偏僻的窮處所，這是多麼可貴的婚姻。我走進高考時曾經體檢的那家病院，捏著登記單左來右去，纔將嬸子帶到一名上了年紀的老大夫麵前。大夫那隻樹藤般的手在我嬸子背上按了按，摘下眼睛，收了聽診器，然後信手握住身邊的點水筆，在紙片上沙沙地寫。老大夫的筆跡過於草率，乃至於我每一次伸出脖子都一無所獲。我感覺老大夫的舉止很像莎士比亞在寫作，那麼用心，那麼沉悶。我幾次問他“這要不要緊”，他都嗤之以鼻。最後，我的風俗性叉腰行動竄改了他對我的冷視，他用驚奇的目光盯住我腰間的手槍。他說，不要緊，但是要住院，開一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