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垂垂大了。老邁總愛追著問："父皇，為甚麼我們的年號要叫'大定'？"我指著案頭堆積如山的奏摺苦笑："你看這些存候摺子，開都城寫著'大定萬年'。"他似懂非懂地點頭，回身又去折騰新貢來的鸚鵡。那鳥兒倒是學得快，冇兩天就會喊"陛下聖明"，隻是餵食時總要啄人手指——像極了長安城裡那幫鮮卑貴族。

承聖三年暮秋，我帶著西魏兵圍了江陵。那日北風颳得人臉生疼，我在陣前瞥見梁元帝蕭繹的白幡時，恍忽想起二十年前在蘭台讀書的風景。當時他還是我們的七叔，有回我背不出《漢書·藝文誌》，他折了支海棠敲我手心："詧兒這般癡頑，將來如何幫手你兄長？"現在海棠樹早化作焦土，他困在城裡燒了十四萬卷藏書，沖天的黑煙燻得玉輪都失了色彩。

四月廿三那日俄然有了精力，召來七弟和幾個重臣交代後事。說到傳位給太子時，七弟俄然跪地痛哭："三哥才四十三歲..."我摸著榻邊冰冷的銅鶴燭台，想起十二歲生辰那日祖父賜的玉柄麈尾。當時感覺那白玉柄涼得沁人，現在連本身的手指都比它冷了。

最對不住的是皇後。她本是江陵謝氏嫡女，大婚那年我送她的纏臂金鐲還是父王留下的舊物。天保三年秋她染了咳疾，太醫說要百大哥參入藥。我翻遍私庫隻找出半支蟲蛀的參須，最後還是七弟變賣了家傳的田黃石印。皇後垂死時攥著我的手不放："陛下...江陵的桂花開得...都雅..."她不曉得，當年為她摘桂花的禦花圃，早就改成了屯兵的校場。

建康城的春季老是濕漉漉的。十二歲那年跟著二哥在秦淮河畫舫上吃酒，船孃抱著月琴唱新填的《采蓮曲》，二哥俄然把酒盞往案上重重一磕："阿詧，你說我們這些龍子鳳孫，是不是還不如這畫舫下的青鯉安閒？"我望著河麵上星星點點的漁火冇接話。那年東宮已經換了仆人，我們昭明太子的子嗣就像前朝用舊的青銅器，被隨便堆在庫房積灰。

腿傷反幾次複拖到開春。那日批完勸進表的摺子，俄然發明硃筆寫的"曉得了"三個字都在顫栗。七弟帶著占星官闖進寢殿時，我正盯著熏爐裡將熄的銀炭入迷。占星官支吾半天說不出話，倒是七弟紅著眼眶吼："三哥！太微垣有星孛入紫宮，這是..."我擺手打斷他："叫太史令把天象記錄改了，就說...就說朕夜觀北辰有吉兆。"

天保五年冬，我在西郊獵場摔上馬。實在那日眼皮直跳本不想去的，但宇文護的侄子非要看南朝天子騎射。棗紅馬踏中陷坑的刹時，我聞聲本身左腿骨收回枯枝斷裂的脆響。太醫正骨時我咬碎了兩塊軟木，恍忽間想起二十歲那年墜馬，父王連夜從建康送來續筋膏。現在藥香猶在鼻端，麵前卻隻剩漏風的帳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