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十二年春，雲南佈政使司將新製斑銅香爐貢入紫禁城。爐身鏨刻“官民同利”四字，金光映著養心殿的朱漆梁柱，恰如滇省礦稅鼎新後的吏治新貌。嘉慶帝撫爐長歎，憶起客歲秋鄂輝伏法時的哭號：“臣覺得山高天子遠，不料礦坑細事皆入天聽。”殊不知，自推行“數據建檔”以來，各省民生細目皆驛遞入京，帝王案頭的黃冊，早已成為照破天下貪墨的懸鏡。

至嘉慶十二年春，七省已奉聖詔設立“數據房”，專司民生數據彙總登記。浙江巡撫阮元據“糧價差率”查得米商囤積十萬石，遂請聖命開倉平糶，按全省均價兜售，浙中米價旬日回落兩成；陝西佈政使依“賦稅征比”清查藩庫虧空，竟牽出乾隆朝遺留“捐監冒賑”舊案，涉案官員三十餘人，皆按數據勾稽一一就逮。往昔需欽差出京方能查辦之重案，現在憑一本本黃冊、一張張圖表，貪吏便無所遁形，時人謂之“算籌之下無钜奸”。

改革之路多艱，阻力橫生。直隸總督溫成惠曾上疏言：“州縣官困於填圖造冊，竟雇賬房胥吏造假，反增官方徭役。”嘉慶帝聞之大怒，敕令都察院將“數據舞弊”定為“欺君之罪”，較平常貪腐加三等論處——蓋因自和珅伏法後，帝王深知，唯有使數字成為鐵證如山，方能破“官官相護”之錮，堵“虛詞敷衍”之門。

當東風吹化簷角殘雪，雲南驛遞來報：湯丹廠礦稅明細已張榜佈政司轅門，倮倮族頭人持貝幣覈計抽成，竟發明抽課較鄂輝任內減少三成。嘉慶帝望著窗外初綻的杏花，忽命將鄂輝舊宅改建為“算學館”，專教州縣官覈計數據之法。他深知，這場始於鹽政、興於礦稅的數據改革，雖未能根治貪腐，卻在清史長卷中留下了奇特的印記：一名帝王試圖以算盤與圖表測量天下，在傳統官僚體係中鑿開一道裂縫，讓理性之光透入積弊深重的宦海。

雪夜初融，帝臨天下官員數據總冊，見“治熵值”一欄多有標紅者，忽取硃筆批於冊首：“熵值高者一定儘貪，熵值低者一定儘能。”此語道破數字治世之範圍——數據可量賦稅多寡，卻難測官心正邪；能揪出鄂輝之流的碩鼠，卻冇法根絕宦海積弊。正如兩淮鹽改既賴拍賣數據，更倚帝王鐵腕，本日“數術查貪”，畢竟是軌製之網與帝王權謀的合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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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青的深意在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