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衢亨於軍機處宣示新製時，手捧《戶部考成則例》曰：“昔日言官彈劾多憑傳聞，本日查案必依算籌。”其例中明載“數據建檔”之規：各州縣每月須以蠅頭小楷填製《民生三表》，詳錄糧價、賦稅、民訟諸項，由佈政使司彙總成圖，驛遞入京時鈐蓋三重關防印信，若數據衝突整齊，罪坐初報官員。官方暗稱此製爲“數碼桎梏”，自此鄂輝之流貪吏，再難借“災荒”“匪患”等虛詞敷衍君父。鄂輝所轄雲南黃冊內，“礦稅背叛”之狀連三月標紅，終至聖怒，被詔進京嚴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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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墀之上，初彭齡呈遞查案賬冊時，指陳鄂輝舞弊之術：“該員操縱‘移丘換段’之法虛減產量，卻不知開礦數量與用工銀兩相映，礦砂出水率與運輸腳費相核，任他各式粉飾，終難越算籌之網。”嘉慶帝撫案長歎，顧謂諸臣：“滇銅之案，非獨懲一鄂輝，實乃立‘以數治吏’之規——此後各省賦稅、民生諸項，皆須入冊建檔，敢有虛飾數據者，罪同欺君！”

自此，戶部黃冊之上，每一筆數據皆成懸鏡，照破天下貪墨之徒的欺瞞伎倆。而西南礦場的算盤聲，亦成為大清吏治改革的先聲，在銅爐炭火與算籌碰撞中，為帝國的官僚體係注入了一絲冷峻的理性之光。當算珠在賬冊上劈啪作響，當黃冊上的數字被幾次覈驗，這場始於鹽政的數據反動，正以不成反對之勢，重塑著王朝的吏治格式，讓“以數治吏”的理念，在紫禁城的飛簷與礦場的篝火星子間，垂垂織就一張精密的監督之網。

西南礦稅之獄震驚寰宇，其肇端實始於嘉慶十年鹽政更張。當兩淮鹽引拍賣之製以算籌明證“價跌稅增”後，聖命戶部尚書戴衢亨仿揚州鹽運司“商稅登記舊法”，創設天下官員考成體係。所謂“治熵之術”，非夷人之奇技淫巧，乃將本朝考成法量化為度：糧價差率逾兩成、賦稅征比低於八成、民訟率月增三成，三者得其二則標黃警示，全中則標紅示警，觸發禦史“循數按察”之權。

鄂輝伏法後，嘉慶帝簡拔戶部侍郎初彭齡代理雲貴總督，攜新定“礦稅測量法”星夜赴滇。湯丹、碌碌諸大礦中，查案官員以“開礦數-用工數-產礦數”三聯賬冊勾考覈計，竟發鄂輝任內私運銅礦四十萬擔至緬甸，所換翡翠寶石充塞其都城彆院地窖，珍玩寶器堆積如山。更有甚者，為袒護私運之跡，竟將礦難死者謊報為“逃工”，導致百二十七具遺骸曝於野礦，遺屬讚揚無門，隻能於礦坑前立“千人碑”，血書控告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