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顛末黌舍辦公樓時，我的腳仍然向石階上邁。拐上樓梯，來到熟諳的門前。

雜貨鋪上端的一間屋子最大，可容下一百來人，是茶社，之前早晨講評書，講三國水滸楊家將，合座聽眾如癡如醉。在我未出世前就被改作大鍋飯街道食堂，我四五歲時被改成朝陽院，畢恭畢敬儘忠毛主席，跳忠字舞。厥後成為造反牌照令部和攻訐“牛鬼蛇神反反動”的會場，被打倒的人戴了尖尖帽遊街從這兒解纜。我當時還不讓進這門，隻是踮著腳尖站在內裡石階上，焦急地等著內裡變出新花腔。厥後有好幾年掛了“學習班”的牌，“學習”的人一茬茬換，個個精力疲勞，臉上身上長起了黴點，氣味難聞。到70年代末，最後一批人纔不見了，每天早晨放上一個光刺刺的吵嘴電視機，擠滿大人小孩，鬨鬨嚷嚷，前麵坐凳子，前麵站凳子。

這都會四周綠蔭密掩的山裡，有很多達官朱紫的英式法度彆墅，本來住的是蔣介石的近臣、美國參謀，現在住的是共產黨的初級乾部。我向來冇去過那些地區，內心冇有這個對比，這是一個不屬於我的都會。

天井四周牆根和石角長年長著青苔，春夏綠得發黑，春季由青泛黃，帶點碧藍，枯燥的處所毛茸茸一片，潮濕的處所滑溜溜一順。二娃一家五口住著碎磚搭就的兩個鬥室間，在天井劈麵。二娃的媽，一個瘦精精的女人，拈起掃帚，掃門前的那一塊地。每次打掃，每次放開喉嚨罵，甚麼人都罵。不知為點甚麼小事，多少年前，我母親獲咎過她。她不想健忘這件事，歸正欺負我家，算政治表示主動。七上八落的說話，彷彿暗射性病，無頭無緒，我一點聽不明白。她丈夫從船上回家，發明她與同院的男人瘋瘋鬨鬨打情罵俏，就把她往死裡打，用大鐵剪剪衣服，用錘子在她身上砸碗，嚇得她一個月不說話，也顧不上罵我家。

他說他父親算“汗青反反動”，是以從小就絕了讀大學的但願。他和弟弟長很大了，還幫父親做爆玉米花活計，或給人擔煤灰，走家挨戶，南岸哪條冷巷他都熟。“那陣，你才這麼一丁點大，在地板上爬，拖著鼻涕。”他不屑地笑笑。

重慶人肝火旺，說話快猛，像放鞭炮，聲音高，隔好幾條巷子也能聞聲。重慶人起火不是虛張陣容，不到動刀子不罷休。南岸窮戶比城中間住民更樸重，腸子不會彎彎繞。相互投緣時，給對方做孫子做牛馬都行。城中間人會看風向，瞄出勢頭，不吃麪前虧，背後整人卻會整得你人不像人，鬼不像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