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四月，第三次到香港，我是帶著幾分感慨的表情的。從我在重慶決定了要繞這麼一個圈子回上海的時候起，我的心胸總有點兒衝突和抑悒――我決定了這麼走，可又怕這麼走，我怕香港會引發我的一些回想，而這些回想我是情願忘懷的；不過，在忘懷之前，我又極情願再複習一遍。

我出世的時候，祖父已經六十多歲了，我長到四五歲，祖父就快七十了，我還冇有長到二十歲，祖父就七八十歲了。祖父一過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新加坡終究冇有去成，蕭紅不久就病了，她進了瑪麗病院。在病院裡她天然更其孤單了，但是她求生的意誌非常激烈，她但願病好，她忍著孤單住在病院。她的病相稱龐大，而大夫也荒唐透頂，比及診斷明白是肺病的時候就宣佈已經無可救藥。但是蕭紅自傲能活。乃至在香港戰役發作今後，夾在死於炮火和死於病二者之間的她，還是更怕前者，不過，表情的孤單，仍然是對於她的最大的威脅。

呼蘭河這小城的餬口也是呆板單調的。

至於那磨坊裡的磨倌，至今究竟如何，則完整不曉得了。

他們或許會如許說，冇有貫穿全書的線索，故事和人物都是零瑣細碎，都是片段的，不是全部的有機體。

這一些不能設想了。

呼蘭河這小城的餬口可又不是冇有聲響和色采的。

或許你要說《呼蘭河傳》冇有一小我物是主動性的，都是些甘心做傳統思惟的仆從而又自怨自艾的不幸蟲，而作者對於他們的態度也不是純真的。她不包涵地鞭撻他們，但是她又憐憫他們：她給我們看，這些屈就於傳統的人多麼笨拙而固執――有的乃至於殘暴，但是他們的本質是良善的，他們不訛詐，不虛假，他們也不好吃懶做，他們極輕易滿足。有二伯，老廚子，老胡家的一家子，漏粉的那一群，都是如許的人物。他們都像最後級的植物似的，隻要極少的水分、泥土、陽光――乃至冇有陽光，就能夠儲存了。磨倌馮歪嘴子是他們中間生命力最強的一個――強得令人不由想歌頌他。但是在馮歪嘴子身上也找不出甚麼特彆的東西，除了生命力特彆固執，而這是原始性的固執。

呼蘭河的群眾當然多是良善的。

在廣州先住了一個月，餬口相稱慌亂；因為慌亂，倒也壓住了懷舊之感；但是，想要複習一遍然後忘懷的意念卻也始終未曾拋開，我籌算到九龍太子道看一看我第一次居住香港的屋子，看一看我的女孩子當時喜好約女伴們去玩耍的胡蝶穀，找一找我的男孩子當時用心請安彙集來的一些美國出版的連環畫，也想看一看香港堅尼隧道我第二次居住香港時的屋子，“一二・八”香港戰役發作後我們出亡的那家“跳舞黌舍”（在軒尼詩道），而特彆想看一看的，是蕭紅的宅兆――在淺水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