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記開初到都城微服私訪那天，在草場街曾聽一老婦提到“當行大班”導致商戶家破人亡之事，此時聽曾省吾說要肅除，便不住地點頭。

出文淵閣正向北，過文華門，就是文華殿。今次奉旨朝議，即在此停止。幾天前朝會上，高拱代商陳情，皇上口諭，可集有司議奏對策。這也恰是高拱所想的。他想早日出台恤商行動，遂囑內閣書辦移司，召戶部、禮部、工部、都察院、太仆寺、光祿寺堂上官及各科都給事中，到此聚議。

新拔擢為太仆寺少卿的曾省吾接言道：“預付銀兩當然可蘇販子之困，但這隻是治本。竊覺得，時下虐商最甚者，無過於‘當行大班’之製，言恤商當革此製！”

高拱心頭一熱，道：“喔，還是叔大思慮精密。”說罷，快步往文華殿走去。進了殿，世人皆已到齊，他坐在擺放在兩隻銅鶴之間的一把圈椅上，看也冇有看會場，就道：“錢法業已頒旨，新舊錢皆可用於貿易，而後服從民便，不得議來議去，徒增發急。故本日不再議錢法，專議恤商一節。戶部先說。”

“好一個君子不言利！誤國害人至甚！”高拱大聲辯駁道，“《洪範》八政，首諸實貨；《禹謨》三篇，終究厚生。足見古聖賢是極重言利的。可後代陳腐好名之人，倡不言利之說，遂使陋儒不通國體者轉相傳習，甚有誤於國事。讀書人受其毒害，要麼成為隻會放言高論的冬烘；要麼成為言行不一的偽君子，此二者，皆失治國安邦之本意。何也？義者利之和，則義固何嘗倒黴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安得把‘義’說得玄而又玄，離百姓遠而又遠？在高某看來，‘義’，絕非虛無縹緲之物，高深莫測之事，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義者何所指？乃是公家之利的總和，換言之，公家好處即為義。是故，為公家謀方便是尋求義！治國安邦者，不過是千方百計為百姓投機，既要為百姓投機，卻又說不能言利，豈不衝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令人不成以公忠謀國。”

“戶部、工部分設鈔關課稅，非新製，乃祖宗成例。”工部尚書朱衡辯白了一句，似是為了製止爭論，緊接著說，“本部奉旨題覆高閣老陳恤商事，當務之急是多給預付銀，以拯販子貧累。此後凡官府差委商戶采買貨色，必先預付非常之四，且半年以內當全額付出。”

高拱仰臉專注地聽著，劉體乾卻再無一言。剛要詰責，侍郎陳大春開言道：“剛纔大司農代表本部發言，卑職僅以小我態度說話。竊覺得言恤商，先要端方對貿易、販子之觀點。”他瞥了一眼高拱，見他的臉上暴露對勁的笑容，也就多了幾分自傲，侃侃道，“卑職生於潮汕，深知時下與建國之初已然大分歧，佛朗機人所租壕鏡，不過彈丸之地的一個小島，因貿易之盛，日新月異；閩浙因海禁之開，日見繁華。有擔憂商盛而農衰者，謬也！往者有‘蘇湖熟，天下足’之說，可時下姑蘇、湖州等地，工貿易繁華，除漕糧足供外，竟需從他省調糧者，遂又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說。天下不因蘇湖之農衰而不敷；蘇湖卻因工貿易昌隆而繁華。貿易興不唯富國，亦足以資農，非此消彼長之勢，反倒有相互資厚之效。是以要富國利民，當大力恤商興商，不必遮諱飾掩，瞻前顧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