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滴石穿，答覆會漸漸堆集的服從遲早會具有發作的能量。

對於上層王公貴族來講，曾支撐義和團活動的滿族王公大臣，有的在北都城破後百口戰死或他殺，逃出北都城的，也大多被八國聯軍列入禍首名單，由慈禧太後命令殛斃或放逐、放逐。

因為金礦地處偏僻，官兵有力進剿，本地當局隻好采取安撫的體例，給當時的首級韓憲宗委以官職，後又授予憲宗之孫韓登舉守備之職，不久又升為都司。但韓登舉固然接管了官職，卻不受清當局節製，仍然嘯聚山林，獨占一方。

當時，最讓受命前來談判的張紹增感到毒手的是延吉的邊防兵力。當時延吉隻要吉強軍數營，而在他身邊的馬步兵也不敷二百人，沿江防務到處吃緊。一旦產生不測，邊防情勢便岌岌可危。

齋藤本覺得用偷襲的手腕侵犯延邊功在必得，不料卻遭到了本地軍民的固執抵抗，是以也就不敢進一步冒然行動，持續擴大“戰果”的打算也泡了湯。兩邊一時處於對峙狀況。

一九零五年，日俄簽訂了《樸茨茅斯條約》，條約承認日本對朝鮮具有特權。同年十一月，日本逼迫朝鮮簽訂了《日韓庇護條約》，朝鮮實際上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圖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島擴大到了圖們江南的東亞大陸，與我國隔江相望。進而，日本侵犯者又把貪婪的目光投向我國東北。

到了光緒初年，清廷迫於這一既成究竟，拔除禁山圍場的舊製，一實施了“移民實邊”的政策，在延吉設廳節製，委派官吏管理；又在吉林南岡、琿春等處設立墾局，招募中朝兩國群眾開荒墾種，一每年收繳必然的租銀。

滿族青年張榕在日俄開戰後，到興京廳（今遼寧新賓滿族自治縣）和吉林海龍一帶構造侵占軍，保衛故鄉，武裝抗擊日俄。並以“東北三省保衛公所”名義頒發宣言：“國土存亡，端賴此策，事成固善；即不成，亦足挫強鄰之野心，為當局以後盾。”後被清廷拘繫入獄。

但是，越墾餬口的韓民並不非常“循分”。一八八一年，韓民於圖們江北岸擅自發掘了一條水溝，使江水分出，如許就呈現了一江分流當中的“夾江”灘地。一九零三年朝鮮官員李範允致函清朝墾局，指夾江灘地為“間島”，今後纔有了“間島”的稱呼。

齋藤季治郎在延邊地區規定了會寧間島、鐘城間島、茂山間島等五區，又在局子街、頭道溝等要地設憲兵分遣所十四個，所轄地區達千餘平方千米，分土設官，發號施令。彷彿成了中國境內的本國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