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一揚在珠海遊艇上放下報紙，對電話那頭的周明遠輕笑：“勞動局那邊辦理好了，死三十個以內算‘安然出產變亂’。”

東莞厚街鎮，深夜十一點。

三天後，東莞日報角落登了條簡訊：《中年女子跳江他殺疑似精力非常》。

車廂裡擠滿了國棉廠的女工，有個戴金鍊子的禿頂男人正挨個發礦泉水：“我是揚帆人力部王主管！到了東莞有專車接，今晚就住新宿舍！”

地下工廠的日光燈管二十四小時慘白地亮著。

武漢國棉三廠的播送裡，下崗名單像喪鐘一樣唸到了第三十七個名字。

劉翠芳攥著皺巴巴的車票，背後是哭嚎著拽她衣角的女兒。丈夫蹲在站台抽菸，菸頭燒到手了才猛地一抖：“去了記得寄錢，強子放學期的借讀費……”

警局門口，值班民警打著哈欠推開她的告髮質料：“勞務膠葛找勞動局！再說你們簽了誌願條約……”

暴雨夜，劉翠芳終究摸到工廠後牆的狗洞。

她爬出去時泥水灌進鼻腔，遠處閃電劈過，照亮圍牆上的鐵絲網和赤色大字：“逃工者，死”。

車間裡“嗡”地一聲炸開，女工們齊刷刷轉頭看向角落。劉翠芳手裡的棉紗線“啪”地斷了，指甲縫裡還嵌著棉絮，指節卻已經僵得發白。

“這他媽叫宿舍？！”

“報警？”湖南妹慘笑，“門口保安腰上彆的是真槍！上個月有個逃竄的被抓返來，牙全敲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