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不管你同分歧意這一點，都不能不承認《聲無哀樂論》是一篇極有分量的音樂實際著作，它以當時風行的清談體例，設想了“秦客”與“東野仆人”之間的辯論，顛末八問八答，層層闡述“聲之與心，殊途異軌，不相經緯”“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於哀樂”的觀點。 用明天的口語說，嵇康以為聲音和豪情是分開的，不是纏在一起的，聲音隻要好與壞之分、美不美之分，冇有豪情的題目，豪情是民氣裡的東西，和聲音冇有乾係。嵇康的實際不必然完美精確，但不能說他冇有事理，他起碼提出了一個很首要的觀點，並且激發了更多的思慮和耐久的會商，在音樂史上是大有進獻的。

這兩門藝術都跟繪畫有關，又跟佛教有關。初期的雕塑家幾近同時是畫家，畫的是佛像。佛教從東漢末傳入中國，到魏晉南北朝（特彆是東晉和南北朝）期間已經相稱風行，因此便有了雕塑佛像、起建寺廟的需求。東晉南渡，門閥士族多隨司馬氏遷徙到江南，馳名的和尚、法師也大多南來，但寺廟搬不走，中基層的佛教徒和寺廟留在北方，而名僧和佛理則到了江南。以是當時的狀況是，北方首要生長佛教的硬體，江南則生長佛教的軟件，因而佛教的雕塑多建於北，佛教的畫像則發財於南。聞名的佛像畫家戴逵、戴父子都是東晉人，而聞名的佛教雕塑雲岡石窟、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則都在北方。南朝直到梁武帝（他本身就是虔誠的佛教徒）以天子的力量鞭策佛教的生長，才漸漸有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唐杜牧詩）的盛況。

戴逵和他的兒子戴都以畫佛像聞名，並且由繪畫走向雕塑，父子倆都是聞名的佛像雕塑家。戴逵還是中國山川畫的開隱士物之一。戴逵的文章也寫得很好，所作《竹林七賢論》很馳名，劉義慶撰寫《世說新語》以及劉孝標厥後註解《世說新語》，都從中取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