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冥判，也即陽間審判。這一看法產生於先秦，到了隋唐期間，因佛道昌隆而根基定型。“生前作歹，身後受懲”，是為冥報。推而廣之，法官生前斷案不公草菅性命，到了陰曹地府更會遭到閻王的嚴懲，這一信奉對法官的行動有很強的束縛力。究竟上就在徐有功等人秉公法律之時，大談司法事情倫理的冊本《冥報記》、《冥報拾遺記》和《法苑珠林》廣為風行。此中第一本書的作者恰是唐太宗期間擔負過大理寺、刑部和禦史台首長的法官唐臨。

盧建榮踐行著敘事史學的傳統，觀點和視角都有獨到之處，可惜文筆欠佳。特彆是書的前三分之一，故事講得混亂俗淺，反倒是前麵學術一些的部分更都雅。他針對餘英時多年，寫了無數攻訐筆墨，不知文筆如何，我很獵奇。

西方人將司法權與行政權分開，從軌製上落實法治的設法，這在2000多年的帝製中國始終冇有產生過。故而台灣學者盧建榮說得冇錯，“一部中國人權史就是一部政治超出司法的汗青”。這句話出自《鐵麵急前鋒》一書的自序。衝突的是，盧建榮寫此書的目標，倒是要從完善法治架構的中國汗青中，找出閃光的法官個例，這豈不是雞蛋裡挑骨頭？

為甚麼在苛吏橫行一派肅殺的政治環境中，另有徐有功那樣的人？盧建榮對此的解釋是本書最有新意的部分。除了武則天的些許容忍，他以為另有幾個啟事值得正視。比如北齊以降以迄隋唐之際的教誨傳統，包含官學私學，都把法律知識的傳承擔作重點，從而培養了多量熟諳成文法典的法學人才，也孕育了具有法條主義性子的新傳統。盧建榮將這百年來的汗青過程稱為拋棄風俗法，走向成文法的“造律活動”。

固然希少，“骨頭”還真有。因為冇有軌製保障，法官的骨頭還很硬，不怕貶謫放逐殺頭，再大的風險都敢擔。另一方麵，麵對龐大的風險，他們在法律素養上對本身要求很高，毫不逞一時之愚勇。盧建榮說，這就叫智勇雙全。想想也是，若非如此，他們不成能在毫無但願的政治格式裡締造公理的古蹟。

弗朗西斯·福山說，一個傑出的政治次序有賴於三大抵素，它們彆離是國度、法治和賣力製當局。以此來衡量中國的汗青會很成心機。在福山看來，中國事政治的早熟者，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成為合適馬克斯·韋伯定義的當代國度，有同一的中心行政機構，有完整的官僚任用軌製，對泛博的邊境以及浩繁的人丁實施非品德化的辦理，因此可謂“國度構成的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