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朔二年改稱東台侍郎。武後垂拱元年，稱鸞台侍郎，天寶元年，又稱門下侍郎。《百官表》雲：“門下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大祭奠則從；■則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讚獻。元日、冬至，奏天下吉祥，侍中闕，則蒞封符券，給傳驛。”門下省的屬官有左散騎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規諷不對，侍從參謀。左諫議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諫諍得失，侍從讚相。武後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個名叫魚保宗的，上書建議置銅匭以接管四方之書。武則天接管了這個定見，鑄銅匭四個，塗以四方色彩，擺列在朝堂：東方青匭，稱為“延恩”，凡是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南邊紅匭，稱為“招諫”，凡是論及時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匭，稱為“申冤”，凡是陳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匭，稱為“通玄”，凡是告密天文或奧妙謀反者投之。朝廷派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各1報酬使者，辦理四方銅匭；又派禦史中丞、侍禦史各1報酬理匭使。天寶九載（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匭”聲近“鬼”，故改理匭使為獻納使。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規複古稱。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諫議大夫1報酬知匭使。又有給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擺佈，分判費事，監察弘文館抄錄讎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畢，則駁正違失。凡是詔敕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白居易在《鄭覃可給事中敕》中說，給事中的職責是“凡製敕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禦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舊唐書·李藩傳》載，唐德宗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給事中，“製敕有不成，遂於黃敕後批之”。當時有人對他說，這是皇上的聖旨，應當把本身的定見另紙寫上，那能隨便擬在聖旨上？李藩說，如果用另紙寫，便是文狀，那能稱為擬敕？李藩之以是勇於發此大言，就是因為軌製規定給事中有權在以為分歧適的詔敕上“塗竄而奏還”。白居易所謂“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門下省》說的“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若刑名不當，輕重或失，則援法規，退而裁之”的意義一樣。《新唐書·百官誌》說，給事中可“與禦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而申理之”，就是指他們能夠構成“三司”，超出法律機構，受理天下冤錯案件，聽其訴訟，這類軌製稱為“三司受事”或“三司詳決”。白居易所謂“有司選補不當者，則與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書·百官誌》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待中而更焉。”這類軌製稱為“過官”。又有起居郎2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法度。天子禦正殿，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詔命，起居郎俯陛以聽，退而書之，每季結束時交給史官。貞觀初年，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為相時，為了製止保密，上言減少與聞奧妙的職員，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以後，與百官同出，不得與聞機務。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詔令起居郎、舍人於入閣之日，具紙筆立於螭頭下，規複貞觀期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