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先動手為強，後脫手遭殃”。在軍事上，“先發製人”也是一個首要的命題。早在《左傳》中便有“先人有奪人之心”的提法，先人也多誇大“兵貴先”、“寧我薄人，無人薄我”，意義都是主張爭奪作戰中的先機之利。但是，事情並不是絕對的。在必然前提下，“後發製人”也是軍事鬥爭的首要手腕，它與“先發製人”之間存在著辯證的同一。其本色便是主動防備，即以防備為手腕，以反攻為目標的守勢防備，它常常成為較弱一方克敵製勝的首要寶貝。”

晉文公於二十年初，率軍由棘津渡河，打擊附楚的曹、衛，詭計誘楚來援以解宋圍。正月占衛五鹿（河南清豐西北），仲春進至斂盂與齊昭公會盟，都城楚丘（河南滑縣東北）的衛人逐其君降晉。三月攻占曹都陶丘。但楚軍不受變更，反而抓緊圍攻商丘。宋向晉垂危，晉文公用先軫建議，操縱秦、齊“喜賄怒頑”的心機，應用交際策畫製造秦、齊與楚的衝突。一麵讓宋重賄秦、齊，請兩國出麵求楚退兵，一麵分曹、衛之地與宋，堅其抗楚決計。商丘未能攻陷，而曹、衛之地又被晉送於宋國，楚因此回絕退兵。秦、齊遂出兵助晉，構成三強結合對楚的計謀格式。

楚成王見情勢倒黴，恐秦乘機攻厥火線，退至申邑，並令圍攻商丘和緡邑以及占據穀邑的楚軍撤回。但圍攻商丘的主將子玉，高傲自大，堅請與晉一戰。楚成王決計擺盪，同意子玉建議，但又不肯儘力決鬥，僅派王室親兵600人聲援子玉。子玉派人與晉談判：如晉許曹、衛複國，楚即解宋之圍。晉國君臣以為情勢無益，但願決鬥，但恐不允子玉前提，將遭宋、曹、衛三國仇恨。因而一麵暗許曹、衛複國，勸其與楚斷交，一麵截留楚使臣以激憤子玉。子玉果怒而求戰，率軍進逼陶丘。晉文公為疲敝楚軍，誘使子玉輕敵深切，以便在預定疆場與楚決鬥。遂退避三舍，至城濮與秦、齊軍彙合。

城濮之戰的直接啟事是晉援宋拒楚。周襄王十八年，宋成公因為其父襄公當年善待過晉文公，與文私有舊友，遂＂＂叛楚即晉＂＂。冬，楚成王號令尹子玉、司馬子西率軍伐宋，包抄緡邑。次年冬，楚率陳、蔡、鄭、許五國軍隊包抄宋國，宋國向晉垂危。晉中軍元帥先軫說：＂＂報施救患，取威定霸，因而乎在矣。＂＂晉文公采取先軫建議，籌辦起兵救宋。他在被廬檢閱軍隊，擴編全軍，任命了將佐，從而拉開了城濮之戰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