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彙兌鐵路經費。光緒時構築鐵路是洋務活動的首要內容。清廷對俄建遠東鐵路有所警戒,遂決定修建關東鐵路,並規定修建鐵路經費各省年撥銀五萬兩,16省共80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兩廣總督李瀚章彙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長、新泰厚彙兌至京。光緒十六年(1890)四川將銀五萬兩,交日升昌等九號彙兌。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交協同慶二萬兩、百川通15000兩、蔚泰厚15000兩彙解直隸總督衙門。是年湖廣應解關東鐵路經費三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彙與北洋大臣。又有安徽應解鐵路經費交百川通彙解。大抵在光緒十六到十九年間(1890――1893),山西票號彙兌鐵路經費在20萬兩以上。
山西票號與錢莊的乾係是一種貿易來往,錢莊是以兌換銀錢為主。開初,錢莊的本錢虧弱,須向票號假貸。而票號情願支撐錢莊,藉以包容各地的公款;錢莊則依靠票號作為後盾,能夠獲得官方信譽,便於展開停業。票號與錢莊的性子、構造和停業範圍分歧,且可互補。
由上可見,山西票號最後因為商品互換和貨幣擴大暢通的需求而產生,它是從貿易平分離出來的金融機構。
鬱豐號銀500兩月息7厘
4、信彙。各憑各信,字號對字號,下付人堂名,須得保付給,彙水隨行市。
票號運營彙兌和存放款停業,最後以商號和小我為工具,以本地商埠為重心,鹹豐以來,又為清當局大量彙兌公款。
1、同業對交,各憑各信,不立字據,彙水隨市道鬆緊,臨時裁奪。
2、遲票。除以兌期另加彙水外,所占之期,按月預算遞加。
光緒三十年(1904)清當局規定公款發商生息體例後,利率年息不過4厘到5厘,票號占用公款仍然好處很大。
從19世紀50年代今後,其停業演變成彙兌和墊借公款為主,對淺顯販子和百姓的彙兌已不屑一顧,乃至規定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彙兌,他們通過彙兌公款手中常常川流大量資金,加上公款不計利錢,從而獲得了很大好處。
光緒十三年(1887),以李鴻章為背景的中國鐵路公司為構築津沽鐵路,曾乞助於山西票號,爭奪票號的支撐。
同治四年(1865)將各路厘局提到鹽厘銀四萬兩、管庫湊撥夔關解存鹽稅銀一萬兩、二兩平銀一萬兩,共銀六萬兩,作為同治二年湊撥之項,“由委員將前項銀兩如數兌交協同慶、蔚豐富、元豐玖、天成亨、廣聚、和泰各錢莊分領,乾到京後由該委員向各號兌齊赴部交納。”(《山西票號史料》,山西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將浙海關銀三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彙兌。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情,西太後挾光緒帝西逃路過山西,曾留宿祁縣大德通票號,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清廷因門路不靖,西商票號老莊多在山西省內,遂命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省票號總號。如湖南巡撫俞廉三籌款11萬兩,轉交山西票號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豐富、蔚盛長、協同慶、乾成亨等九家票號彙兌至山西平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