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彙兌鐵路經費。光緒時構築鐵路是洋務活動的首要內容。清廷對俄建遠東鐵路有所警戒，遂決定修建關東鐵路，並規定修建鐵路經費各省年撥銀五萬兩，16省共80萬兩。光緒十六年（1890），兩廣總督李瀚章彙解鐵路經費銀五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日升昌、蔚泰厚、蔚盛長、新泰厚彙兌至京。光緒十六年（1890）四川將銀五萬兩，交日升昌等九號彙兌。光緒十八年（1892）湖南交協同慶二萬兩、百川通15000兩、蔚泰厚15000兩彙解直隸總督衙門。是年湖廣應解關東鐵路經費三萬兩，發交山西票號百川通彙與北洋大臣。又有安徽應解鐵路經費交百川通彙解。大抵在光緒十六到十九年間（1890――1893），山西票號彙兌鐵路經費在20萬兩以上。

山西票號與錢莊的乾係是一種貿易來往，錢莊是以兌換銀錢為主。開初，錢莊的本錢虧弱，須向票號假貸。而票號情願支撐錢莊，藉以包容各地的公款；錢莊則依靠票號作為後盾，能夠獲得官方信譽，便於展開停業。票號與錢莊的性子、構造和停業範圍分歧，且可互補。

由上可見，山西票號最後因為商品互換和貨幣擴大暢通的需求而產生，它是從貿易平分離出來的金融機構。

鬱豐號銀500兩月息7厘

4、信彙。各憑各信，字號對字號，下付人堂名，須得保付給，彙水隨行市。

票號運營彙兌和存放款停業，最後以商號和小我為工具，以本地商埠為重心，鹹豐以來，又為清當局大量彙兌公款。

1、同業對交，各憑各信，不立字據，彙水隨市道鬆緊，臨時裁奪。

2、遲票。除以兌期另加彙水外，所占之期，按月預算遞加。

光緒三十年（1904）清當局規定公款發商生息體例後，利率年息不過4厘到5厘，票號占用公款仍然好處很大。

從19世紀50年代今後，其停業演變成彙兌和墊借公款為主，對淺顯販子和百姓的彙兌已不屑一顧，乃至規定500兩以下概不辦理彙兌，他們通過彙兌公款手中常常川流大量資金，加上公款不計利錢，從而獲得了很大好處。

光緒十三年（1887），以李鴻章為背景的中國鐵路公司為構築津沽鐵路，曾乞助於山西票號，爭奪票號的支撐。

同治四年（1865）將各路厘局提到鹽厘銀四萬兩、管庫湊撥夔關解存鹽稅銀一萬兩、二兩平銀一萬兩，共銀六萬兩，作為同治二年湊撥之項，“由委員將前項銀兩如數兌交協同慶、蔚豐富、元豐玖、天成亨、廣聚、和泰各錢莊分領，乾到京後由該委員向各號兌齊赴部交納。”（《山西票號史料》，山西群眾出版社1990年版）同治五年（1866）浙江將浙海關銀三萬兩，交山西票號元豐玖彙兌。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情，西太後挾光緒帝西逃路過山西，曾留宿祁縣大德通票號，票號借給清廷銀40萬兩。清廷因門路不靖，西商票號老莊多在山西省內，遂命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省票號總號。如湖南巡撫俞廉三籌款11萬兩，轉交山西票號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豐富、蔚盛長、協同慶、乾成亨等九家票號彙兌至山西平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