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哉弦高子，商隱獨標奇。效謀全鄭國，矯命犒秦師。賞伸義不受，存公滅其私。謙虛貴知名，遠跡居九夷。”朱永興的語氣變得和緩，目光也變得溫和，漸漸暴露了笑意，說道：“古有愛國販子弦高，今亦有無數商者情繫國度，令吾欣喜之至。”說著，他伸手向下一指，笑道：“暹羅華商陳班超，身居外洋，心憂中原，可為今之弦高。陳老闆，請上前來受爵。”

吳三桂與滿洲將領計謀定見不一，便隻能上報朝廷，以求決計。而清廷對一份有誇大之嫌、一份有輕敵之意的奏本感到不好決計，特彆是對請拔糧餉的要求難以辦到。

朱永興固然為賦稅憂愁，倒還曉得不能橫征暴斂，以免失卻民氣，喪失耐久對峙抗清的根本。而滇省的清軍則不然，特彆是滿洲將領，視劫掠勒逼為普通之舉，正把滇省搞得怨聲載道，民不聊生。

當然，朱永興賜封民爵也是相稱謹慎的，以免濫封而使其代價降落。一樣，對於那些家眷在清廷統治區的販子，他也臨時將其解除在授爵以外。無他，但願借民爵之名使販子轉移財產，來到本身的治下進獻力量罷了。

如廣南府和野蠻府（文山）“僻處萬山，界連交崗”，每畝奈米高達一鬥六升三合，其稅額比河陽縣上等地還高出一倍！另有“地皆崎嶇山穀”，耕地更少的處所，本來應免於測量，隻是意味姓的收取。現在，卻新增稅米數千擔，又收“地講銀”、“茶稅銀”等。

一言而蔽之，滇省清軍占據區的漢族與少數民族都成了滿洲兵將的奴役工具。他們除了交納國度稅額，還承擔各項私派。一個貧困又屢遭戰亂的地區是很難接受這一沉重承擔的，泛博公眾所蒙受的困苦也是不難想見的。

以勝利者自居的狂傲，對偏處一隅、幸運喘氣的仇敵的篾視，還是以殘暴殘暴、**刁悍奪得天下的自傲與風俗，朱永興測度著滿洲兵將的心機，不由暴露了森冷的笑意。

“臣三桂請進剿偽宗室，奉旨一則曰：若勢不成行，慎勿強行。再則曰：或可自籌糧餉，務必籌劃考慮而行。大哉天語，詳慎備至，臣智慮細緻，言無可采。惟是再三籌斟，臣竊覺得滇局未結，邊患一曰不息，兵馬一曰不寧。巨荷恩深重，叨列維藩，職守謂何？忍以此貽憂君父……”

但吳三桂卻忽視了滇省滿洲兵將的火急，高估了他們的智商和目光。既然有朝廷聖旨，滿洲兵將可謂是雷厲流行，當即開端“自籌糧餉”，籌辦毀滅滇省明軍後班師回京，納福作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