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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哥拿著小竹箕，內裡已有很多乾豌豆綠豆，都是我和他從纜車上的鐵軌和石縫中一粒一粒撿的。纜車上貨卸貨間總有很多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從麻袋裡漏出的豆子米粒，隻是不像災荒年搶得那麼凶。饑荒算是結束了，糧食還是不敷吃，大人還是讓孩子去拾，拾一點算一點，幾天積下就是半土碗，頂一頓飯的糧食。1968年初夏，我記得我在纜車道外的沙岸，發明草裡有幾根香蔥，很鎮靜。但我聽到纜車啟動的鈴響，就警悟地站起家來讓開，手裡儘是泥沙。

還是多年前，有一次母親和袍哥頭子在街上坐人力車，碰到敲敲打打長長的步隊，軋斷了街口。披麻帶孝的孝子孝孫舉著哭喪棒在前頭，棺木前麵，身穿素衣的人抬著紙糊的轎、馬，抬著綢緞製的號衣、官服，薄絲絹掛在靈幡上。吹打鳴炮，燈綵搖紅。

“你這狠心腸的媽，差三天就該生了，去江邊洗衣服做啥？你把兒子悶死在肚子裡，害死了他。”護士對躺在病床上的母親抱怨道。

母親臉上呈現了淺淺的笑容，輕聲細語地說：“死一個，少一個，好一個。”

母親說你不聽話，我就當冇你這個弟弟。

不料過了一會兒，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話：“他就那樣死，就好了。”

“好吧算我記錯，不管如何說，一個五歲半的小孩能走那麼遠的路，冇迷方向，看來你還是這個家裡的人。”

我沿著江邊不知走了多少小時，等我在造船廠找到母親時，雨已變小，悄悄渺渺地飄灑，陰霾的天氣，暗如傍晚。母親戴著草帽正在和聯手從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她扔下扁擔就奔了過來。

母親叫父親閉嘴。她挺著大肚子，抱著女兒在家裡戰戰兢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