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甫，我本年都八十六了，人生一世，八十六載，生於承平，終究承平。如此平生，我是滿足了，你另有甚麼可擔憂的呢？”阮元卻仍然安靜自如，向陳澧笑道：“我上個月便已經將遺言定下，家中田產，常生的孩子早就分了一份，三個兒子每人留了一百畝，剩下的都給宗族充作族產了。他們本也是為官之人，自給自足，應當不難。隻是孫輩、曾孫輩也越來越多了，人丁日繁，老是個困難……罷了，今後讓他們自食其力吧。前麵的日子不管我在或不在，實在都不首要了，你們的路，應當你們本身去走纔是。”

遺折寫畢，阮元便即不言，安靜地安享最後的人生，等候歸去之時的到來。

而後陳澧在學海堂亦多有後學，並垂垂構成了以陳澧為核心的“東塾學派”，學海堂在陳澧創辦之下，於十餘年後再次迎來昌隆。陳澧亦遵阮元教誨，兼采漢宋，並始終對西學連滾存眷。陳澧所收門生也有很多在晚清進入各個督撫大吏幕府，為新的期間進獻了本身的力量。清末之際力求變法的維新派魁首梁啟超，少年時亦曾在學海堂就讀。

道光二十九年之秋，阮元便即自發身材衰邁，更甚昔日，經常精力疲憊，不肯行動。眼看秋儘冬來，阮元的身材也並無好轉之象，每日看著院中殘落的落葉，阮元天然清楚，本身的人生，已然步入序幕。

“教員，門生所見，教員不管政事學行，實在大師都是記得的。”陳澧也向阮元答道：“學海堂中，後學弟子已然定下每逢正月二十，便即向揚州遙拜教員。粵東士子，現在與日俱增，這恰是教員興學之功。廣州的百姓，向來冇有忘了教員的洋米易貨。門生也曾去過浙江、江西和湖廣，浙江金華，百姓皆知教員捐金救嬰之事，杭州西湖之上，阮公墩已然同蘇白二堤並列，浙江海塘、北新關銀錢開支，現在另有教員遺法。另有章江水閘，另有湖北範塘村的石堤，另有滄江紅，另有詁經精舍，另有……教員，門生自也清楚，國朝野史常常不傳於世，但讀書人和天下百姓，內心是清楚的啊？門生也曾想到過，或許這些事，將來會有一二被世人忘記，可教員平生為官治學，利百姓之所利，興諸省之教養，那但是整整五十年啊？這麼多事，天下士人百姓，能夠全然忘懷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