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來，比擬於李鴻章，或許唐浩然更合適將來，不是因為他年青，而是因為他是清國最歐化的人物，並且他還批示著一隻強大的軍隊。乃至他的新軍還在疆場上擊敗了李鴻章的淮軍。

“加藤先生舉家住商社當中，天然多有不便，我看明個便搬到北洋大書院去吧！轉頭於北洋大書院中任職倒也便利，嗯，至於令公子……”

父親的警示讓加藤照麿的眉頭一鎖，莫非歐化真的錯了嗎？而加藤弘之像是看懂了兒子心底的迷惑似的，持續解釋道。

“日本東京帝國大黌舍長加藤弘之拜見中堂大人。”

在加藤弘之的言語中，充滿了對李鴻章的崇拜之色。但誰又能曉得，多年前，當伊藤博文與天津返國後稱李鴻章是“知局勢。識大抵，管理內政的能人”時，他還曾嘲笑過伊藤，但現在日本運氣的急劇竄改，使得他明白了李鴻章的巨大。

車窗外的天津，能看到很多穿戴西裝的黃種人，他們能夠是日本人。但也有很多穿戴馬褂袍衣留著短髮的中國人，不知從何時起，在天津人們正在剪去辮子。固然更多的人穿戴滿式的衣袍，留著醜惡的滿清式的辮子。但是於加藤弘之這位經曆過幕府與明治期間的官僚學者看來，這卻恰好恰是新與舊瓜代之時， 很快那醜惡的辮子將會從中國人的後腦去掉，而這又意味著甚麼呢？所認識的不恰是漢民族的認識覺醒嗎？

“這新舊瓜代之時，恰是男兒建功立業之時。”

帝國的滅亡總會給人以沉痛的經驗，對於加藤弘之和很多日本人來講，他們則從國度的災害中去深思福澤諭吉的思惟，一樣也在深思日本的野蠻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