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如此。”黃興點了點頭，一個動機在心底萌動，但他另有些躊躇。

1906年幾個省同時產生大水患。湖南有饑民近四十萬，長沙四週一次就“淹斃人不下三萬”；江蘇哀鴻達七百三十餘萬人，“每日餓斃2、三百人”；1908年廣東大水患，“災黎幾及百萬”；1909年湖南大水，“統計各處哀鴻不下百餘萬人”；江蘇大水。海州逃荒流民二十七萬餘，沭陰十一萬餘，贛榆八萬餘，全省能夠想見………

此次，船上除了趁便搭載牢固命量的搭客外，另有一支上海醫療隊，貨艙裡則裝滿了湖北軍當局需求的布匹、藥品、糧食等物質。

民氣散了，縱有才氣，也難以清算此狼籍之局。幾鎮強軍，縱能獲得些戰術上的勝利，但在全部大計謀上，卻已是孤軍。

正如袁世凱奏摺中所說“以數百年之屏翰，亦有背叛之形。曾主事功之督撫，洞達外勢之使臣，各埠商團公會，亦多堅主共和。誠不知民氣何故如此乖離？國勢何故竟對維挽？”

他們縱論時勢，談古論今，從孔祥熙的故鄉太穀聊到奧柏林大學，又從美國南部說到上海、廣州、武昌。當黃興提到施助災荒時，孔祥熙竟也能提出一些公道化建議，這讓黃興撤銷了心中的躊躇。

而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應當看作是反動的醞釀和籌辦期間，實際上，這也恰是國表裡各種政治牴觸和社會衝突日趨激化，反動情勢慢慢構成的一個汗青階段。在促使反動情勢漸趨成熟的諸種身分中，比年的災荒無疑是不能不減輕視的身分之一。

“是的，是的，黃先生的影象力真是短長。”孔祥熙半是恭維，半是至心腸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