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賢用賢，二在養民教民。他覺得，君王再無能賢明，若無賢臣幫手，則“倡而無知，令而無從”，雖有仁義愛民的慾望，亦冇法實施仁政於天下。是以，胡瑗說，“天下之廣，生靈之眾，一賢不成獨治，故必群賢並進於朝廷，則可大行其道。”廣納天下群賢，一可佐君實施仁政，二可輔君增廣視聽，三可致君有為而治。當然，這裡所說之“民”，不過是統治階層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導在州縣辦官員學，則是從教誨培養處所基層公眾動手，儘力進步他們本質。特彆胡瑗在《周易口義》中“論民本”時說：“不以一己為憂樂，所憂者天下，所樂者天下。”這與範仲淹的“天賦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唯實在是分歧的。

景祐元年（1034年），42歲的胡瑗開端到姑蘇一帶傳授經術。二年，姑蘇郡守範仲淹奏請建立姑蘇郡學，禮聘胡瑗擔負郡學傳授。三年仲春，朝廷詔人校定鐘律，經範仲淹保舉，胡瑗赴京師開封，更定雅樂，撰寫《景祐樂府奏議》。45歲～47歲，胡瑗在任姑蘇府學傳授期間，嚴立學規，“蘇學為諸郡倡”。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宋仁宗派範仲淹守西北邊疆延州（今陝西延安市），時年48歲的胡瑗又由範仲淹保舉任陝西丹州(今陝西宜川縣)軍事推官，參與幕府軍事運營，並撰《武學端方》，建議國度大興武學，以抵抗內部侵犯。慶曆元年（1041年），胡瑗父親歸天，遂辭密州（今山東諸城）察看推官，回故鄉奔喪。二年，他又出任保寧（今浙江金華）節度推官。同年，又就湖州知州滕宗諒禮聘，主持湖州州學。四年，朝廷在京師開封建立太學，派專人赴湖州總結胡瑗講授經曆，後取先生“蘇湖教法”為太學令。此時胡瑗被征為太子中舍，不久，便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朝廷更定雅樂，仍詔胡瑗參與其事。他與阮逸劃一心合力，在司馬光和範景仁的支撐下，花三年時候完成。五年，他和阮逸合作撰就《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在此期間，胡瑗又被朝廷任命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主持太學講壇。嘉祐元年（1056年），64歲的胡瑗晉升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學、管勾太學。四年，胡瑗雖年齡已高，但仍對峙刻苦讀書，勤奮講授。他不但主持太學教務，兼任國子監直講，還教誨皇上“日侍啟沃萬言”，終因積勞成疾，臥床不起，難以上朝，經仁宗天子恩準，以太常博士官銜東歸，赴杭州宗子胡康任所養病。臨行時送行步隊“百裡不斷，時覺得榮”。不久病故，長年67歲，賜諡“文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