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元二年（1039年）四月，元昊派人使宋，要求宋朝承認夏國，冊封帝號。仁宗與朝中大臣久議未決，直到六月，才決定削去宋封元昊官爵，備兵征討西夏。十仲春，富弼上《論西夏八事奏》，說西夏來使部從儀物隆盛，言辭傲慢，必是元昊親信大臣，要求朝廷立斬西夏使者，以示朝廷抗禦決計。詔為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富弼擔負諫官，忠於職守，大膽抨擊時政，多次極言進諫。當時朝廷製止大臣越職言事，富弼借產生日蝕一事，懇請朝廷廣開言路，以為“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因而消弭了這項禁令。康定元年（1040年）宋夏三川口之戰，因為內侍監軍黃德和臨陣脫逃，導致宋軍大敗，大將劉平被俘，不食而死。黃德和為迴避罪惡，誣告劉平投降，富弼力辯劉平委曲，請朝廷備案檢查。仁宗命文彥博主持審理，終究給劉平昭雪。厥後仁宗任命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任命內都知王守忠為鈐轄以行管束，富弼當即疏諫，以三川口之戰，監軍掣肘，將權不專乃至遭敗經驗，力請奪職王守忠。為了加強對西夏防務，富弼還建議擴大宰相事權，兼領樞密職，並厚賞西夏來降者，這些建議都被仁宗采取。

澶淵之盟今後，遼宋兩邊互派使節，禮尚來往，保持了近四十年的戰役局麵。但因為宋夏好水川之戰，宋軍再一次大敗，西邊戰事吃緊，北部邊防空虛。因而契丹決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威脅，於慶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蕭英、劉六符作為使者前去宋朝“索地”。他們遞上國書，一麵責備宋朝不該討伐西夏，更不該違背澶淵之盟，如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麵又說後周世宗所攻取的關南，本是後晉割給契丹之地，若要保持和約，就必須將關南地償還給契丹。當時大兵壓境，宋廷高低一片錯愕失措。仁宗在預選誰可出任赴契丹談判的“國信使”時，舉朝大臣之前程莫測，怕出不測，不敢報命。宰相呂夷簡和富弼有私怨，乘機向仁宗保舉富弼。當此危難之際，年屆不惑的富弼挺身接管保舉，慷慨奔赴國難，他被任命為接伴使，向仁宗告彆說：“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仲春，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縣）驅逐契丹使，蕭英藉口腳有弊端回絕行拜見禮，富弼說：“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說得蕭英寂然起敬，隻幸虧彆人攙扶下行了禮。富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