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今後，遼宋兩邊互派使節，禮尚來往，保持了近四十年的戰役局麵。但因為宋夏好水川之戰，宋軍再一次大敗，西邊戰事吃緊，北部邊防空虛。因而契丹決定趁火打劫，以武力相威脅，於慶曆二年正月，派南院宣徽使蕭英、劉六符作為使者前去宋朝“索地”。他們遞上國書，一麵責備宋朝不該討伐西夏，更不該違背澶淵之盟，如營築長堤，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兵丁等；另一麵又說後周世宗所攻取的關南，本是後晉割給契丹之地，若要保持和約，就必須將關南地償還給契丹。當時大兵壓境，宋廷高低一片錯愕失措。仁宗在預選誰可出任赴契丹談判的“國信使”時，舉朝大臣之前程莫測，怕出不測，不敢報命。宰相呂夷簡和富弼有私怨，乘機向仁宗保舉富弼。當此危難之際，年屆不惑的富弼挺身接管保舉，慷慨奔赴國難，他被任命為接伴使，向仁宗告彆說：“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仲春，富弼到雄州（今河北雄縣）驅逐契丹使，蕭英藉口腳有弊端回絕行拜見禮，富弼說：“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說得蕭英寂然起敬，隻幸虧彆人攙扶下行了禮。富弼和蕭英談得很坦白，蕭英也毫不粉飾他南行的真正目標。四月，富弼帶著仁宗回絕割地，答應“增幣”或“和親”的兩套計劃出使契丹。臨行前仁宗要任命他為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富弼不受官職，說：“國度有急，義不憚勞，何如逆以官爵賂之。”富弼到契丹，遼興宗訪問了他，兩邊展開了一場唇槍激辯。富弼說：兩朝皇上，父子繼好達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為甚麼？興宗說：南朝違約，堵塞雁門關，增設水池水泊，修治城隍，征集民兵，這是何意？群臣都要求用兵，而寡人覺得不如遣使求關南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富弼說：北朝健忘南朝真宗天子的大德了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難逃一人。且北朝與南朝通好，則天子專得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皇上受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這滿是為本身籌算，而非為國度著想。遼興宗大吃一驚，問：甚麼意義？富弼說：石敬瑭欺天叛君，乞助於北朝，石重貴昏亂腐朽，神人共棄。當時中國（即中原政權）狹小，高低離叛，契丹才得以霸占汴梁，固然擄獲金帛充滿於諸臣之家，但懦夫健馬大多捐軀，終究說來誰當其禍？今中國封疆萬裡，精兵百萬，法律修明，高低一心，北朝用兵能包管必勝嗎？遼興宗說：不能。富弼說：勝負尚未可知，即便勝了，也是損兵折將，如此則是群臣虧損呢？還是天子虧損？若持續通好，歲幣儘歸皇上，臣下獲得好處的隻是每年奉使的一二小我，其彆人何利之有？遼興宗感覺很有事理。富弼又說：堵塞雁門關是為了防備元昊，增加水池水泊始於何承矩，產生在通好之前，水往低處流，非人力所為。城隍是整修破壞的，民兵是彌補缺額的，並未違約。遼興宗說：非卿如此一說，寡人不知其詳，但是寡人想獲得的隻是祖宗的故地罷了。富弼說：石敬瑭拿盧龍一道之地賄賂契丹，周世宗又伐取關南，這都是前朝的事了，宋朝鼓起已有九十年，若宋朝也想求前朝舊地，豈是北朝之利？遼興宗一時無言以對，好半晌才漸漸地說：元昊是寡人的藩屬親戚，南朝伐之，不先告我，甚麼事理？富弼說：北朝疇昔伐高麗、黑水，奉告南朝了嗎？我朝天子命我請安陛下：以往不知元昊與弟（即遼興宗）攀親，因他擾邊而伐之，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覺得如何合適？遼興宗扭頭用契丹話和中間大臣嘀咕了一陣，又說：元昊為寇，豈能使南朝不擊呢？